两位领导哪里知道，他们的电报犹如一粒石子（还是一粒很大的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在八路军和延安高层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一二九师、八路军总部，以及延安之间的电报往来，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频繁度。山西境内，大量无线电通讯信号的出现，引起了很多人很多势力的关注，特别是华北日军方面，还以为八路军要发动什么大行动，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六月十二日晚上九点多，等待了十几个小时的电报终于发到了六分区，来到了程司令和宋政委的手里，电报内容很短，只有区区的六个字：静候上级来人。
上级的电报内容，让冀南军区两位领导很是不解，“静候上级来人”，短短六个字却透露出了不少信息，这件事难道不值得上级高兴吗！或者，上级领导是其他意思吧！程司令和宋政委不敢乱猜上级领导的心思，只能安心的在武安等候。
冀南军区两位领导的电报，确实引起了八路军高层和延安方面的高度关注，八路军总部高层对此十分的兴奋，一致认为六分区为八路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肯定和表扬。延安方面，大部分领导也认同八路军总部的意见，对六分区的行为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
但是，在延安内部，也有极少数一些人，或者说极个别的人，对此却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本能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或者是有阴谋。也不是说这些极个别的领导有什么坏心思，为了安全他们必须这样想，把事情尽量往最坏的地方想。
一个地方根据地的军分区，竟然有四十余架飞机，还组建了飞行学校，培训出三十多名了能够驾驶飞机上天的飞行员！这是怎么做到的，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行为？
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支持和帮助，八路军根据地怎么可能会有飞机？还是四十多架，他自己会造飞机还是花钱买来的？造根本不可能，那要是买，巨额的钱从哪里来，购买的渠道又是哪里？是通过重庆方面还是和日本勾结？
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可不能被飞机带来的喜悦冲淡和代替，必须严肃对待一一求证！
程司令和宋政委的电报内容虽然很长，但都是以说明介绍飞机、飞机场、飞行员等内容为主，对飞机的来源基本上都没有怎么提，这就给上级一定的误判空间，想多想歪（也不能说歪）了很多事。
话既然说出来了，上级领导自然就要认真考虑和对待，因此在和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部并不在延安，而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电报沟通了几次以后，决定先对六分区飞机的来源问题进行一番调查，如果没有问题，再对六分区领导做出表扬。
要调查飞机来源问题，就必须得有人去实地，从延安派人路途太过于遥远，所以就决定让山西的八路军总部派人，一二九师和冀南军区协助，完成初步的调查。
为什么说是初步呢，因为还要等上级方面的人到之后，对八路军总部的调查进行再一次的审核，得出最终的结论。
对于上级领导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的一干领导最初是持反对意见的。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可是在总部挂了号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战绩战功，军分区司令员孙义成更是几位领导最看重的年轻指挥员。
由于总指挥三月份就返回了延安，现在的八路军总部，基本上都是副总指挥庞清宗在主持日常工作。相对于后方的延安，身处战争第一线的八路军总部领导，对六分区和孙义成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也直观得多。现在六分区弄出了飞机这么大的事情来，绝对是好事，天大的好事，高层不应该怀疑，而是要大力表扬和肯定。
和庞清宗副总指挥有同样态度的，还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卓纪权，在二人的心里，六分区是八路军在冀南的一个标杆，也是八路军的一只铁拳，领导六分区的孙义成自然就是这一切的核心。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总部，虽然有总指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但前者大多数时间基本上在延安，后者更是从抗战开始就奉命在国统区的武汉、重庆工作，一直就不在总部（四一年回延安），所以总部的一切都是副总指挥和副总参谋长两人在主持，两人的态度也就代表了总部的态度。
和八路军总部一样，一二九师的两位师首长，对待孙义成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作为一二九师的辖区部队和根据地，冀南磁武根据地可以算作是在两人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孙义成更是两位首先看着一步一步由独立大队到独立支队，再到六分区的。
所以，当获悉延安有领导怀疑六分区怀疑孙义成时，两位首长直接把电报发到了怀疑的那位领导手里，以自己的党性和原则，证明孙义成的忠诚和可靠。
有了总部首长和一二九师首长的双重支持和肯定，上级领导就要更加严肃且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怀疑是要有证据的，不能因为怀疑就否定一个人的成绩和功劳，经过大半天的争论和讨论之后，上级领导做出了决定，先了解飞机的来源问题然后再下结论，不能冤枉了一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