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眨眼间，刘凌立后已经两年，除了一些从地方上升上来的地方官员开始时有些不习惯，朝中大臣们已经习惯了刘凌上朝的时候龙椅后面有人的事实。
刘凌确实做到了“不分彼此，犹如一人”，在绝大部分时候，只要刘凌在的场合，姚霁必定在场，哪怕是上朝。
今日又是上朝之时，刘凌和大臣们就新政实施之事又起了纠纷，双方互相都无法说服彼此，无奈之下，只得又去找姚霁调停。
说实话，找姚霁调停是对的，因为姚霁来自于未来，代昭帝时期的“元平改革”是她能够倒背如流的部分，后来带队降临的是代成帝时期，也就将成、昭二帝时期的相关资料看了又看，而其中“元平改革”的部分，恐怕比在场所有的大臣知道的都细。
她不但知道改革从哪里入手过、曾经在哪些步骤上是失败的，改革中用了哪些不对的人导致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也知道哪些著名的改革派大臣给刘凌起到了什么作用。
这场维持十年的改革，从水利、军事、农业、商业、税收好几个方面提升了国家的国力，但刘凌却在改革刚刚开始使得国力上扬时驾崩，以至于留下个“昭”的谥号，后世说起元平中兴，平添了无数遗憾。
如果他一直活着，恐怕这段历史就要改成“元平之治”了。
自从知道了这里只是个平行世界，跟她的世界根本无关之后，姚霁心中的小心翼翼也减少了不少，有时候刘凌询问她的意见，她也能够按照历史的评价和他讨论大臣们的功过问题。
这“护国天女”的称谓，绝不是她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起的。
今日也是如此，由于青、冀、庆等好几州先遇旱灾，又遇战乱，好不容易平定战争却出现蝗灾，导致百姓纷纷逃离，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即便经过这么多年的恢复，也依然不见什么起色。
吓破了胆子的百姓情愿做流民，也不愿再回到家乡去了。
刘凌在农业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招抚流民、垦种荒田、推广农具”，只要是愿意去荒芜之地垦荒的流民和百姓，两年内免税，三年后只要有能交税的丁户，该丁户开垦的农田便归流民所有，到了地方上，地方官府还要发放种子和农具，由多少户共借一头牛给开垦的农户使用。
现在的问题就是，根本没那么多耕牛，耕牛是官府出钱加担保向有多余牛的人家“借”的，在农忙时借给这些开垦荒田的农户耕地，种子也是如此，由官府出面向出售种子的粮商（大多是皇商）“租借”种子，等这些田地有了收成后以粮食抵钱归还“种子”，由官府作保。
这方法一开始在庆州小范围试验时很是成功，可到了受灾最重的青、冀两州，即便是官府出面也有很大的阻力，很多人情愿受“杖刑”也不愿意将耕牛租借给朝廷分配，哪怕比民间拆解更高的借钱也不行。
刘凌立后之后初次开始改革，一上来便动的是最不容易触动各方利益的水利和农事，田也大多是荒田，原想着应该马到成功。
谁料“试验”成功没多久，刚刚开始推行就遇见了阻力。再加上之前他信心满满，在姚霁面前意气风发，此时却被官员们齐声反对要求另想他发，无论是自尊还是信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挫败，又是气又是失望之下，竟生出退却之心了。
当然，这“老子不相干”了的态度只是一种傲娇的表现，大臣们也大多知道皇帝只是需要他们的安抚好借个台阶下台，但刚刚争执的太过激烈，很多大臣根本没想给皇帝台阶，一部分老臣则是出于对刘凌的担忧，并没有贸然妥协。
这两年来，因皇帝的声望实在骇人，有时候明明做的有些瑕疵的地方，已经无人敢提，远不如刚刚登基时乐于听谏。
尤其是《起居录》，按照高祖的规矩，帝后皆应有随身舍人和女官记录《起居录》，但因为瑶姬的身份太过特殊，刘凌甚至不愿意她住在后宫里，帝后二人自封后大典起就一直同住在紫宸殿的寝殿，同起同卧，读诗作画，听琴观舞，谈古论今，朝夕与共，根本没办法时时刻刻记录《起居录》。
据说曾经有女官想要记下皇后的起居，结果曾看到起晚了上朝要迟到的帝后直接穿墙而出，活生生吓晕了的事情。
自那以后，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起居录》这种东西再也没有人提。
可因为没有了《起居录》，皇帝缺少了不停自省的途径，耳边又尽是歌功颂德之言，这让以陆凡和薛棣这一派“士族”出身的大臣们很是揪心。
刘凌年轻气盛，之前有“升天”的经历，无论在民间、军中还是朝廷里都已经有了无上的威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有了说一不二的气势，这种气势并不是因为刘凌的“治国之道”已经趋于完美，而是因为他身为皇帝、天人，以及天帝半子的身份，让人们从内心里生出的敬畏。
但这位陛下毕竟是凡人，这种“敬畏”时间久了，就会酝酿出刚愎和自满，哪怕这天下因为有上天庇护风调雨顺，人君若是无德，造成的灾祸就会比天灾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