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立场（印度根本代表不了东方，得加个引号）；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李谕绝不会容许有人眼高手低，吹嘘精神高于物质，那不就是否定中国人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这天正好还是梁启超的生日，他邀请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谕带着礼物登门祝贺。
梁启超高兴道：“东方获得诺贝尔奖的没有几位，今天竟有两人到了我家，一句蓬荜生辉不过如此！”
泰戈尔说：“巧的是，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李谕先生也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李谕就和泰戈尔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胡适说：“就算鄙人不研究科学，也能看得出，李谕先生距离获得下次诺奖不远了。”
李谕笑道：“那是评委会的决定。”
梁启超与泰戈尔的观点比较接近，对他说：“我从报纸上看到照片，老先生身旁站着林徽因以及徐志摩，林姑娘貌美如花，和老诗人携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简直有如松竹梅三友图。”
泰戈尔对这两个年轻人赞誉有加：“他们的英文非常好，学识也异常渊博，几乎超过了他们的年纪。”
梁启超说：“先生好像还没个中文名字，宣传范围不够广，不如在下给先生取个中文名如何？”
泰戈尔欣然接受：“再好不过。”
梁启超说：“老诗人的名字按照原文，有太阳和雷之意，又可引申为如日之长、有雷之震，若用中文简要表述……震旦二字极妙。另外，老诗人所在印度国，古称天竺，可以此为姓，即竺震旦。”
泰戈尔听完解释，非常喜欢：“不知道梁先生的生日，却还劳烦先生帮我起了一个中文名，感激万分！”
貌似这个名字根本没啥知名度……
吃了一会儿饭，李谕想到最近知识界对泰戈尔的非议，于是说：“泰戈尔先生，现在你能体会到中国知识界的百家争鸣了吧？”
“百家争鸣？”泰戈尔说。
李谕给他解释了一下战国时期的情况，然后说：“现在的中国有点类似，抱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大家直言不讳。所以，有人不喜欢先生，其实很正常，反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泰戈尔恍然：“原来是这样！那我确实要表达欣赏之情。可惜在印度国，有无数思想，却没有争鸣。”
这话听着还挺悲哀的……毕竟印度已经被英国殖民太久。
梁启超本来还为如何缓解最近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攻击而发愁，没想到李谕一句话就解开了，高兴道：“疏才说得很对！既然泰戈尔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