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斯科举行了第二次战争胜利阅兵仪式。我和我的母亲也受邀参加了仪式，那是无比快乐的一天，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齐聚在红场，许多人热泪盈眶，那时我还不懂胜利的意义，我只知道我永远的失去了我的父亲。在第二天正式的授勋典礼上，我见到了我父亲所在的団，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他奔赴战场时刚刚中学毕业，叫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的右臂被敌人的坦克炮弹炸掉了，左手也只剩下三根手指，作为英雄，他在上台做了演讲，跟我们说了些有关35団的事情，大概是紧张的缘故，他说得磕磕绊绊的，也没有什么激情。全都是简单的字句和词汇，没有经过任何润色。说他们奉命坚守硅酸盐工厂，到达那里的时候整个厂区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全是尸体，敌人的，自己人的，那个地方面积有多大，全是用尸体的数量来丈量的。厂区中央的办事大楼是战略要地，双方反复易手，死伤无数，大厅、走廊、每一扇窗户、每一间办公室都染满了鲜血。每天都有人站着进来，然后躺着出去，他们和敌人，就像是潮汐一样来来回回，谁也不能完全占领整个厂区。久攻不下的敌人，派上了精锐的坦克団，坦克推倒了围墙，乌央乌央的敌人在坦克的掩护下从三面向着厂区推进。他们完全处在劣势，增援上不来，只能和工人固守车间，战斗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整个団从2500多人打到只剩下了16个人，他们被包围在了车间里，其中包括我的父亲。最后关头，我父亲呼叫了炮火支援，要求覆盖打击。为了引敌人从坦克的掩护下出来，他们假装投降，让敌人放松了警惕。在炮火降临的那一刻，他们还英勇的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即便整个叙说都干巴巴的，35団的家属们，还是都哭成了泪人。” 说话间，又是强烈的波动袭来，冬宫水母们的脑电波波动的更为剧烈。弗拉基米尔·阿诺德的三维立体投影也受到了干扰，像是突然长出了许多毛刺的数码图像，就连声音也失真了片刻。 弗拉基米尔·阿诺德停了下来，那模样像是因为爆炸的干扰，又像是因为一头栽进了久远的回忆之中，过了好一会，他才再次说道：“典礼结束后，他特意找到了我的母亲，说是为了感谢父亲对他的照顾，他说话有些语无伦次，叫人摸不着头脑。我当时年纪还小，不太懂事，我还是不理解父亲为什么抛下我和母亲死在了茯尔加格勒，于是我望着他胸口满当当的勋章，空荡荡的袖子、还有只剩下三根手指的左手，问到：你为什么要去到茯尔加格勒？你后悔去了吗？他连忙摇头，说怎么可能后悔。他回答得很快，脸还微微发红，看上去很是羞涩。我母亲瞪了我一眼，阻止我继续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他问了我家的地址，就离开了。他的回答并没有解除我内心的疑惑，不过随着我长大，很快我就沉浸在了数学的世界中，对任何事都没那么在意了，渐渐也习惯了父亲的离去。而亚历山德罗维奇在那之后，被安排到国营商店当副总经理，因为英雄身份受到了额外照顾，生活的相当不错，不仅经常来我们家，给我们家送一些东西，巧克力、大列巴、熏香肠还有衣服、鞋子，还有我父亲団里的其他生活稍稍困难一点的，他也经常去，那个时候东西算不上丰富，但价格很便宜，一公斤牛肉只要2卢布，法兰克福香肠才1.5卢布，伏特加稍微贵一点2.3卢布，也就电子产品贵了点。我记得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就能拿800卢布的工资，在默斯科，至少在默斯科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幸福，谁都没有想到后来会每况愈下。他结婚的时候，我和我母亲都去了，他的妻子很漂亮，是我父亲戰友的侄女，婚礼很盛大，他穿着軍礼服，胸口别满了他引以为傲的勋章。他还安装了义肢，说是軍医院为他定制的，尽管挥手有些僵硬，但勉强能用。35団阵亡英雄的家属们都去了，老师、钢铁工人、卡车司机、还有軍団领导都来了，包括克鲁契科夫將軍，大家其乐融融，由衷的为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个35団仅剩的孩子感到高兴，当他为新娘戴上戒指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每个人都上前拥抱了他，给予了他最诚挚的祝福。没多久他的妻子怀孕了，生了个女儿。大概是生活越来越忙碌的缘故，加上我和母亲搬了家，就没怎么再见过他......” 即使这电子声毫无感情可言，颜复宁仍然能听出难以排遣的痛苦与懊悔。整个会议室进入了一种难以描叙的静默状态，似乎就连那些正在运转的机器都进入了休眠，不再发出声音。 “如果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这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故事.....但后来发生了一件比茯尔加格勒战役更可怕的灾难.....”弗拉基米尔·阿诺德停顿了一下，“我们伟大的祖国，无可救药的解体了......我再次见到他，是1992年的冬天，那天下着大雪，伊兹迈洛沃跳蚤市场的那些老建筑的彩色屋顶全都白皑皑白雪覆盖，显得很白，很干净。他穿着軍大衣坐在屋檐下，支着的架子上摆着軍刀、外套、軍帽、一些破烂银器、一节刻着番号的钢铁义肢还有几十块勋章，唯独那枚最贵重的红星勋章他没有摆出来，依旧挂在胸口。我停在了路边，还在思考该不该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