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时候,立仁匆匆找到了我。
“梅姨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他低下了声音,“家里的事情,真的多谢你了。”
“我马上要随总指挥部参战,我也刚刚入职没多久,黄埔军校的津贴还不够,这个金镯子你先拿着。”
说完他也不等我拒绝,把一个红色锦袋放入我手中,留下一脸懵的我,就赶忙离开了。
是夜,我躺在狭小的军床上,打开了锦袋,把玩着旧时女子式样的金镯,心里闷闷的、乱乱的,不过我睡眠向来就好,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广州城又吹响革命的号角,一排排革命军的队列穿街而过,路边的广播喇叭下,驻足聚集了大群广州市民,他们认真而兴奋地听着:
“现在播送国民政府今天发布的《告东征军将士宣言》:同志们!今年二三月间,你们很英勇地把□□的军阀陈炯明、林虎等打败了,现国民政府又要国民革命军到东江去打一只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次的东江战争,必是最后一次,必须把敌人完全扑灭,才不至于死灰复燃……”
我在妇女部接收广州妇女支援东征军捐赠的药品,正巧碰到瞿霞和立华,得知瞿恩老师、杨立仁、杨立青都参加了东征,心里不由得一紧。
战争是会死人的。
将药品送上了火车之后,我便回到了军校,在经过校务处提交药品移交文件的时候,我看到杨立仁全副武装、别着枪从门口走出来。
“杨中校,请留步。”我知道他看到我了,我有些后悔没有带那个金镯子。
“这个十字架给你。”我只好将随身携带的十字架取了下来,递给了他。
不知为何,遇到他杨家人,我总是做一些连自己都没办法理解的事情。
“别摘,愿主保佑你。”我轻声制止了他。
他轻轻地抱了我一下,这是一个虔诚的、不带有其他情感目的的一个拥抱。
俯在我的耳边说道:“谢谢。”然后,我看着他慢慢地将十字架放进了领口中,向我告别,走向了营地。
我脸慢慢止不住又开始红了起来,原以为这段时间,在前赴后继的、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兵痞子们的不断“挑衅”中,这种“应激反应”终于褪去,现在看来,我还有的修行呢。
我放下军务,来到三期步兵科,我还是晚了一步,立青的同学告诉我,他已经出发了。
我走在空了一半的校园中,想到了当初那张已经搓得有些皱的东征志愿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时间就这么过去,开始的时候东征军势如破竹,但是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敌军的反扑愈发激烈,东征的步伐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听说前面的战况不是很好,伤兵的人数越来越多,药品都不够了。”我去军备处点药的时候,听见他们的交谈,“前线缺医生,缺护士,缺药品,什么都缺!”
回来后,瞿霞也和立华还有我说,军事委员会人人都忙得很,每个人脸色都不好。
我所熟悉的教官们也都上了战场,或者都在军事委员会中难得以一见,根本没办法得知具体的情况,楚材也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一直泡在办公室里,我不好意思去打搅。
我和留守的另外一名医生下定决心,打了报告赶往前线。
我将我的津贴还有可即刻提出的一部分钱,买了酒精纱布,我还花了大价钱,买了止疼药,一同送到前线。
时间紧迫,我没空去理发,便自己在头上盖了一个碗,沿着碗边用剪刀一点一点地绞去了我的长发。
我又长高了许多,身型也愈加丰满。我穿着崭新的军服,坐在昏暗的车厢里,闻着混合着汗臭味、桐油、还有酒精的气味。
我摸了摸别在腰间的枪和2枪匣子弹,感受心上砰砰地止不住地跳动,我终究是革命者的后代,血脉中的一些东西是永远都没办法去除。
这批枪是爷爷托人从美国买回来的。自从知道我去了黄埔军校,他便美其名曰支持革命,给校长捐一批M1911给少量高级军官使用,我是那个“有幸”被捎带上的。
离战场越来越近,我都几乎可以听到阵地上传来的枪响声,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是默默祷告着,希望一切都能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