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时航海者承担无限责任，资产家只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后来，这种合伙形式逐渐发展到陆上贸易，最终演变成为隐名合伙（有限合伙）和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所组成的公司）。 随后，在永乐元年往后推152年，被称为“血腥玛丽”的英国女皇玛丽一世，特许与俄国公司进行贸易，从而产生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类型的公司，早期最出名的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嗯，放到大明就是“西天竺公司”了。 所以公司制这种东西，不仅不是什么跨时代的、不符合当下大明实际情况的生搬硬套，也并非姜星火的拍脑袋决策，而是实实在在能直接拿过来用的东西。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这就是纯粹的商业概念，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即便姜星火不提出来，再过一百多年，西方商人也搞出来了.通讯和制造力水平都是一样的，凭什么西方商人能做到的，大明商人做不到？没有这个道理的。 更何况，如果真说国家的管理水平，还真不要吹西方，大明的官僚体制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论行政效率，绝对吊打现在的西方诸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然呢？近代英国的文官制跟谁学的？ 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解释了什么叫做“公司”，以及公司的几种形态后，众人显得非常.平静。 是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划时代的创举，只是觉得“哦，国师搞的新玩意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似乎有助于商业的发展，能让商人们开展交易更加清晰、便捷”，也仅此而已了。 而且其中责、权、利的划分在数千年的商业活动中早就有了类似的概念和雏形，只是没有人提出来这么明确而已，对于众人来说，并非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做生意的那点事，谁掏钱、谁收益、谁担责任、谁经营，如此而已。 “至于信贷组织的专业化，便是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以及民间的商业钱庄。” 嗯，听起来有点反常识的是钱庄的出现，其实比公司制的出现还要晚 钱庄的出现，跟白银流入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嘉隆万三朝时期，海洋走私贸易极为猖獗，大量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由于当时宝钞已经彻底没人用了，而民间主流使用的铜钱轻重不一且成色各异，并且不仅是铜钱和白银的兑换有需求，铜钱本身的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又时不时地变动，这就必然导致了铜银兑换业的产生.于是就出现了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 而到了明末，明匠宗朱由校的时代，钱庄就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铜银，还办接待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也就是后来的庄票、银票。 姜星火先介绍了钱庄的概念，由于日本有海量白银储藏的巨型银矿的事情，在大明的高层里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众人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层。 “这倒是比当铺要先进不少。”朱棣如是评价。 “是这样。” 姜星火微微颔首，随后说道：“当然了，民间的钱庄只是私营的金融组织，而金融和货币，肯定是要由国家主导的，所以中央银行就很有必要了，所谓中央银行，对于目前的大明来说，主要有两项职责，也就是货币发行与货币的发行规划。” “前者，也就是目前宝钞提举司所负责的宝钞发行，以及宝源局所负责的铜钱铸造的集合体。” “后者，则是中央银行要成立专业的货币部门，来负责制定宝钞和铜钱这些货币每年的发行量与回笼量。” 这番话让朱棣听得若有所思，他微微颔首：“这么说来，便是要把货币相关的权力集中起来，然后把货币的发行和回笼权从户部剥离出去？” “便是如此，货币的归货币，财政的归财政。” 夏原吉的面色并没有什么异常，显然姜星火已经跟他通过气了。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里，青苗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官府是独立进行放贷的，而且放贷越多，政绩就越好，就越容易获得拔擢，那就必然带来强制性借贷。” 姜星火分析道：“大明如果要对商业政策进行变法，如果想深挖国内商税的潜力，那就必须要构筑基础的中央银行-民间钱庄的货币体系，让货币受控制地流动起来，商业才能发展，要以依靠民间商业自主发展为主，以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控为辅青苗法所缺乏的，就是相关的一整套能够以商业形式运行的货币体系。” “可惜北宋没有，所以王安石变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国运，几乎把整个江山给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