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打击更是不容小视，他在牢狱之中也随时惧怕着死亡，因为消息的误传还写下绝命之诗。
总是有歌颂苦难的后人说，苦难使他的灵魂得到了沉淀和升华，他后期的思想开始向着“更宽广的人生苦难”转向，向“儒释道”思想深挖。——其实他并没有完全解脱，他只是，也只能向“命运”低头。
因为他并不明白，即使是这样充满灵性和才华的上天的宠儿，即使经历了如此大风波还活下来，被家人（弟弟）太后全力怜惜和保护能够全身而退的人类社会中的宠儿，也还是不明白。
人性。Nature。
因言获罪。他的言论有罪吗？仅仅是因为冒犯了君主的权威？怕不是吧。御史台的那些非要治他于死地的，掌握了“发言权”的人，为什么非要将沸反的舆论炒扬到天上呢？毕竟，即使他真的在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下，犯了“犯上”的罪名，按照法律机构大理寺的判决，也只不过是“徒二年”的刑期。是什么，让一个舆论监察机构，可以把一个原本三年有期徒刑的罪，非要推到“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度呢？
这就是复杂的Nature。当平常没有撕破脸，处于利维坦弹压的暂时的“和平”时期之时，人为了维持损失最小，保持和平。可是和平的状态一旦打破，进入“仇恨”的状态，那就是非要置对方于死地不可了，因为仇恨的种子一旦播下，就很难消弭，你无法将安全的希望押在对方热爱和平而“主动放弃”复仇，人会更倾向与选择让对手“无力”向你复仇。
战争为什么和这种单方面的打击不同呢？因为这种借由舆论的迫害行为，是借由国家机器进行的，并不动用发起者很大的精力。而战争是两个国家机器对等的较量，很快，卷入其中的所有个体都会体会到国家层面的“精疲力尽”，当双方都“无力复仇”时，战争就到了转折或终结的时刻。
人性中的阴影，战争和迫害、仇恨和破坏的魔鬼永远不会消失，只能等待它们把人和人类社会折腾得精疲力竭，在伤痛和短缺中，度过短暂的和平区。
权力。Power。
苏轼还有一个他不能说出口，也无法摆脱的枷锁，那就是宋神宗自己下场参与了这场撕逼。无论宋神宗的动机是什么，□□的权威被冒犯、出于对苏轼的继父式嫉妒（坊间有传苏轼和太后的绯闻）、出于一个掌握权力者想要探知自己权力界限的试探（从宋神宗的政治志向看，他是个不安份的），他是下场撕了的，而且明显有亲自下场踩的现象。
但是从那时的社会道德来说，苏轼不能反抗。因为“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在等级制度下，当上位者对下位者行使权威，下位者只能像承受自然灾害一样接受，因为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没有反抗的余地。——可谁的心中没有反抗的念头？谁在心中没有不平的呐喊？偏偏叫你生在这个社会体系之中，才华还是如此夺目，如果你不服从它，没有这么大的成就和前途；如果你服从它，也不过是屈膝折股的“云淡风轻”。
人类，没有谁的天性可以发展的很好。没有一株树可以保住它所有的枝条。
可是那倾轧的种子已经种下了，这只是一个缩影，宋亡于党政，此言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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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司因为跟随司马光上书求情，而被罚熟铜十斤。
他的仕途仍然不顺，但是这一次，他的内心却感到了无比的清明——这与民无利于国无功的几句诗歌的争论，居然掀起如此轩然大波，集中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不说本来这几句诗原就没有那么深的政治意图，只不过是随性而发，随见闻而录；即便是真的抨击了青苗法，那又怎么样？改革必有争议，围绕着一件事，必有无数的口舌，还不准别人说两句了是怎么着？
整个朝堂沸反盈天，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青苗法是不是有所说的问题，它的发起者没有修订它的弊端，反而所有的舆论都被调集，来打击假想中反对自己的“朋党”。
这与他在后宫中经历的争斗，不过是换了一个场合、换了一个社会背景，发生同构的人类内部倾轧争斗的手性模型罢了——内耗竞争是人类的本性（nature），和被扔在舆论中央的这件事情到底有利有弊、是非对错甚至都没有关系，就像一个充满斗鱼的池塘，那件事情不过是一块投入其中的石头，只要一个动荡，人类就发挥阴影里撕咬的本性，你死我活起来。
越发地回望历史，就越发发现，人类从来不能从任何错误中吸取教训。人类的愚蠢，从来只是重复，从未有改进。梅司自嘲地笑笑，发出和克军曾经一样的感叹：“你们陆猿，真好玩。”
对于这样的人类，他能做什么呢？
做我能做的。
既然来到了湖州，他于是探访当年为真宗时丞相王旦儿子种痘的名医，继续改良精进种痘技术，开始在平民中推广人痘术。立下了从医不从相的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