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兄弟将劣质“串皮”、霉皮夹杂在上等新西兰绵羊皮中出售，赚了个钵满盆满，可是，杨家尚未从喜悦中恢复过来便因此笔买卖而遭了秧。
本来，杨三爷是要把此批货物卖给出价最高的李家皮货行的，可杨二爷心知此批货物有假，便断断不肯卖与国人，他让吴先生利用其日语流利的优势去广泛联络日本商人，很快，吴先生便办妥了此事，尽管日本人出的价比李家的要低一成，可杨二爷坚持要把手上的皮货卖给日本人，杨三爷对此尽管憋了一肚子的不满，但因为二爷态度坚决，又是当家的人，他也只有干瞪眼使不上劲的份儿。
按说此事到此为止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日本人买下皮货却是为日军生产皮靴用的，那些“串皮”、霉皮制成的皮靴本来只是样子不怎么美观罢了，可到了驻东北日军的脚上，因气候严寒那些靴子很快就开裂了，不少日军官兵因此而冻伤了脚，直接影响了战力，上边追查下来，日本商人见事关重大，便把责任全部推到了供货的“不良”商家杨氏商行，而日军眼里，这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么，这下可不得了了，杨家二爷以欺瞒皇军、不法图利之重罪被抓进了大牢，后来，吴先生极尽全力营救仲轩，他四处游说，且施以重金上下打点，后来终于找到一位说得上话的日本人，杨家便把全部责任又推到了供货的新西兰商家，而那家商行因在国外，此事后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两个月后，杨二爷被放出来时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来，由于日军的侵略，商家的生意本来就难做，再加上为搭救他杨家所花费不菲的钱财，杨氏商行元气大伤，从此家道中衰。
再说杨三爷叔轩，原本就对怀有妇人之仁的仲轩心存不满，由于这次皮货买卖的失手，他对二爷的怨恨、鄙视更是到了极点，可因为老母亲的关系，他跟仲轩勉强还维持着一份兄弟情份，不至于这就翻了脸。
这日傍晚，叔轩与媳妇在屋里闲聊，说起这笔皮货买卖来，他心里的气不打一出来：“这事儿办成这样，不怪他自己怪谁去？！要是早听我的，还至于如此？！如今倒好，赔了钱还不算，咱杨家的信誉受损，生意一落千丈，只怕以后难以翻身，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秋禾对自己男人的才干一向佩服得紧，她既瞧不起二爷做生意的能力，更看不惯他的家长作派，撇撇嘴，道：“哼，那屋的不过比你痴长两岁，你与他都是杨家的嫡子，当然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凭什么这家就得由他把着、由着他一个说了算涅？你的学问比他强，又是块天生做生意的料。不行，咱得分家另过，就这么绑在一块儿，总有一天咱得被他给拖累死，与其受他连累，大家日后翻脸，不如现在就各过各的，好赖都是天意，怨不得旁人。”
“可是……”，叔轩也早有分家单过的心思，只是，老母亲那里不好开口啊。
“可是什么？！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可是的？！他得了好处没见得分你点儿，遇上麻烦了全家帮他兜着，便宜全被他占了，你落着什么好了，嗯？”秋禾见他支吾，急得浑身的肥肉都抖得直哆嗦，她恨恨地对他白了一下眼珠子，又道：“瞧你那磨叽样儿，像个干大事儿的男人么？我说，这事儿咱可得及早拿定了主意，你坚持分家，咱娘那儿还有什么好说的？本来嘛，树大了分杈、兄弟大了分家。”
叔轩被媳妇数落了一顿，心里也是忿忿不平，于是他便鼓足勇气、打起精神来跟娘和二哥说去。仲轩闷头不语，杨老太太一听便呼天喊地地哭诉起来，说是只要尚有一口气喘，这家便不能分。
叔轩坚持要分家，可老太太寻死觅活就是不同意，仲轩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为这事，杨家上下闹得好几天都不开心，仲轩冥思苦想了几天，终于拿出了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折衷办法，就是，家里的六家铺子由叔轩掌管两家，收益由两兄弟二八开，叔轩拿大头，另外四家铺子由仲轩掌管，收益四六开，仲轩拿大头，杨老太太在世时两兄弟不分家产，但重大决定得由两兄弟一起拿主意。
话说仲轩原先在市商会里任理事，日军侵占青岛后，该商会成了新民会的附庸，他心里不情愿，便三番五次地要求辞职，可理事长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威胁他，他也只好勉强留任，但却对差事能推则推、能应付便应付。这次皮货事件后，仲轩又要坚辞商会理事一职，但叔轩认为，家里有人在商会里担职，对于杨家的生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见二哥去意已决，便自告奋勇替代仲轩来担任此职，那会长高兴还来不及呢，岂有不准之理？于是，杨三爷顺理成章地成了青岛商会的理事，由于他积极参与青岛商会的事务，深受会长的赏识，不久，他便被擢升为商会的副会长，杨三爷在青岛商界崭露头角，渐渐地在上层人士中混出了点名堂。
吴先生撒手西去后，杨二爷顿时失却了臂膀，加上他性子仁厚，又不肯跟日本人低头合作，他手下的铺子到如今只剩下了一家百货铺子，收益还算不错，勉强能维持下去，虽然日子没有以前的好过了，但还不至于让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去。而杨三爷自从做了商会理事、副会长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