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舒岚之前，雷潮一直以为画家是不在乎金钱的，就像过去教他画画的那个老师，一辈子都在清贫中度过，并且深深的以清贫为荣。穷似乎就是他们人格和尊严的一部分。提钱反而像侮辱了他一样。但是现在舒岚告诉他，那都是屁，那不是他水平不行，画出的东西没人要，要不就是水平够了，推销不出去自己。
不能变现的艺术跟废纸没什么区别。
舒岚是非常非常爱钱的，她从不讳言这一点，至少在雷潮面前不讳言。她小时候太穷了，穷的吓破胆了，对贫穷的恐惧烙刻在了骨髓中。她的整个少女时代几乎都是在对别人笑，只要对她好一点可以把脸上的笑容打扫打扫摘下来贴到对方的脸上去。她必须要在这混乱的花花世界里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能摆脱那种如影随形的恐慌感。只要能达到目的，她脸上的风云是可以不断变幻的，底线是可以低了又低的，使用什么手段也可以不用去计较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应该多吃点甜的。
在她大学的时候，色彩学的教授在锁紧的办公室里，把手从后面放进了她的领口，她第一个反应是转过身去给他一顿光辉灿烂的大嘴巴子，但是想到明年的学费还没凑齐又觉得这一切都是天假其便。她把那双手又往深处放了放……如此几次之后，教授胆子越来越大，她纯真的少女时代就永远的终结在了这间办公室里。
几天以后她把一条沾满血迹和粘稠污渍的女士衬裤丢在了教授桌上，教授搞不懂她是怎么在那种又恐惧又慌乱的情况下还留了这样的证据的，或许她根本就不恐惧也不慌乱，一切都是有备而来。不过好在她的胃口也并不大，只要一直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她就会守口如瓶。
毕业后舒岚在这个教授的推荐下去了上海周边小城一所小学做美术老师，半年后又辞职跟一位很有名气的水彩画家去了巴黎。此人已六十高龄，但她是不在乎的，岁数不大能看得上她吗？刀刃没有两面光，自己认可就行了，别人说什么都是屁。在巴黎进修了两年多，她的画技日益精进，那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也死在了另一个女人怀里。她就又回到了上海。
回来之后她又要面对一个问题，她的画卖不出去，画坛看似浪漫恣意，实际刀枪不入壁垒森严，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插进去的。如果一直没有画廊或者收藏家肯要她的画，她就只能去那种名不见经传的美术学校做个老师，当然，即使这样她也足够养活自己，但她是舒岚啊，舒岚怎么可以平庸呢？艺术的天敌不是金钱，是平庸啊。
某天她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画坛赫赫有名的乔氏伉俪，家里有个二十多岁的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不发病的时候和好人一样，但要是发病了能冲到大街上扑女孩子。所以老两口一直住在郊区的小院子里，对外说是淡泊名利，实际上是看管着这个傻儿子。
从那以后舒岚就三天两头的坐长线公共汽车往那个小院子里跑，一坐就是大半天，终于有天傻子在二楼的卧室把她扑倒了，乔老太太听到惨叫声进屋的时候，舒岚正在痛苦不堪的擦拭裙子上的血迹。她不仅没有报警，还成了傻子的地下女友，半年后不慎怀了孕，还不声不响自己跑医院去坠了胎。傻子越来越听她的话，让老夫妇感激涕零，成天带着她不是见这个收藏家，就是见那个鉴赏家，逐渐舒岚也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
后来那个傻子还是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跑出了家门，坐上了长途汽车，在农村的水田里扑了一个小女孩，被愤怒的村民乱棍打死。老太太看到儿子伤痕累累的尸体当场昏死过去，没等送到医院就咽气了，老头后来去投奔了新西兰的亲属，听说过去没多久就重病不起，舒岚的地下女友也就做到了头。
这一年舒岚二十八岁，在生养她的农村这样的女人已经完蛋了，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成天就知道东浪西浪，简直应该丢井里淹死。但这是在上海啊，在恢宏繁华的上海呢。她的好时候才刚刚开始呢，她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有钱了，可以有资本去追求一下爱情了。
她的爱情在一班公交车上骤然降临……
舒岚的男朋友刚刚回到上海没多久，家族企业就面临着倒闭危机，催债的单位不计其数，他不仅一身所学毫无用处，还吓得有家不敢回，天天藏在酒店里。直到有一天，所有衣服都穿了一遍，没的换洗，他不得不去商场买套新的。
就这样，他人生第一次上了公交车，根本不知道自助投币，被司机喊住，他身上又没有零钱。
“挺大的人，还逃票，赶紧下去。”
而他坚决不下去，他认为逃票这种说法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他坚持要和司机争论出一个是非对错。舒岚就在这班公交上，她的眼睛是多么的锐利啊，一眼就看出了他不会坐公交不是因为他是个二百五，而是因为他一定从来就没有坐过公交。
雷潮听过这件事的时候整个人都想乐，他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种精神病，公交司机是按圈算钱的，起点到终点算一圈，谁不想多跑两圈多赚点钱，站台停靠都是能省则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