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贫困是催人奋进和使人走上发财致富道路的动力。
但这个观念其实是片面的，或者说表达的重点错了。
人穷，其实并不能完全使人产生致富的愿望。
就拿张士慧来说吧，像他这样自己能有三间小房，一个月有六十多元工资可自由支配的生活。
在京城的草根阶层中，已经算是极好的了，他甚至可以算是新一代的贵族。
生活远比他要窘迫，比他经济条件负担重的家庭，还有着千千万万。
这还是城市里呢，就更别提广袤的农村地区和偏远山区了。
所以这就会产生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了。
那这么多的穷人，这么多一贫二白的家庭。
理应都迫不及待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从而成为富翁才对。
可为什么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同样的时代大潮下，真正能变成富人的如此凤毛麟角？
为什么张士慧会比那些比他更穷的人，勇于走出这一步？
如此看来，因为受穷才会去拼命致富，显然是缺乏生活逻辑的。
而事实是，真正的致富动因源于个体自身价值取向的醒悟。
我们的国人可以说都穷惯了，老百姓其实不怕穷，只要饿不死，忍着就是了。
哪怕再穷，也会用老婆孩子热炕头，打牌下棋闲聊天，这些与众相同的欢乐，达到聊以**的心灵平衡点。
我们大多数人真的都很容易满足。
当餐桌上的窝头变成了白面馒头，大腌儿萝卜变成了西红柿炒鸡蛋、蒜苗小炒肉。
往往就会心满意足地赞叹生活的滋润了。
说白了，虽然人人都愿意过好日子，可却又都不愿为此承担大的挫折，让自己的生活经历大的波动。
只有少数人，少数能够觉醒自我价值和野心的人。
才能不畏惧大风大浪，能够坚持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样的人遇到挫折，不会在追求财富的路上一蹶不振。
反倒会更加振作，更勇敢的塑造自己，百折不挠去实现愿望。
宁卫民就是因为觉得张士慧展现出这样的特征，才愿意为他指点迷津。
这既是因为生意人和生意人天生就像有血缘关系一样的亲近。
也因为生意人之间利益亲和使然。
像他们这样的人，这个年头可不容易遇见，如果愿意，当然有机会互惠互利的合作一把。
宁卫民其实很需要像张士慧这样算得上亲近，又比较了解的合作对象。
当然，对他来说，张士慧身上的缺陷也是同样明显的。
这小子太嫩了，虽然具备追求财富的决心和勇气。
但还欠缺一个生意人的眼光和经验。
特别在初涉商海中的第一次扑腾里，他表现得相当幼稚而且莽撞。
但他还仅仅把自己呛水的原因，归咎于运气背而已。
仍旧远远没意识到做一个生意人需要多么大的本事。
要知道，我们的国家有句流传甚广的民谚，叫做“三年能学出一个手艺人，十年也学不出一个生意人”。
还有一句是，“一等智商者从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从文”。
这些话虽然具有一定主观片面性，或是看问题的角度上存在差异。
但起码能说明做生意这事儿并不像人们想象这么容易。
事实上，咱都别说宁卫民前世在商场混起来有多么困难了。
就是这个众所周知做生意的大好时代，造富无数充满了机遇的年代。
真正能从商场里发迹的人也没多少。
如果有谁不信大可以看一组数据。
因为据有关资料记载，1980年京城从事个体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为五万人左右。
到了1992年，这批人真正成为大款的只有两成。
另有两成的人，因为种种原因甚至改行了。
就像张士慧经历的两次失败似的，既是属于偶然，也有必然的成分。
由此可见，并非所有有头啖汤喝的人，都有本事端着这碗滚烫的汤，安然喝下肚儿的。
头一个想吃螃蟹的人，也很有可能被螃蟹夹住了手指头，从此对这东西看见就害怕。
所以宁卫民很有必要，也很愿意，把这里面大致的情况给张士慧说清楚。
以防他在这条路上再吃大亏。
这一天晚上，在渺无人迹之时，重文门旅馆前台的柜台后。
吃饱了宁卫民和张士慧都泡上了一杯酽茶，守着一大壶的开水和两包只余一半儿的烟开聊。
给他们解闷儿的还有一包“怪味胡豆”，来自宁卫民拍众位女同事马屁的残余。
这玩意如今在京城尚是一种新兴食品，挺时髦。
是宁卫民刚在鲜鱼口里，那还挂着“秋江食品店”牌子的老号“通三益”买的。
也正是因此，那位目前和张士慧做临时搭档的刘姐，才会喜滋滋的拿着两包这玩意，跑到后勤部找洗衣房的熟人聊天去了。
真正的把前台这块地方儿，让给了这俩钱串子切磋生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