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以来，时间好像一下提速了，社会上涌现了许多杂乱纷纭的事儿。
然而这像万花筒一样的生活变化，却有许多地方都让霍欣感到看不懂。
就比如说，全国各地的曲艺团开也始搞起了承包。
无论是评书、相声，许多文艺团体，都要从此自谋生路了。
原本霍欣还很同情那些身在地方，缺乏中央财力支持的曲艺团体。
她认为这些人，或许会成为第一批挂着正式演员编制，却失去了生活保障和安全感的人。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感到任何的窘迫和困顿，反而趁着这个机会发了大财。
没过多久，居然报纸上就有了许多相关消息。
说门票收入和曲艺演员收入挂钩以来，曲艺演员们干劲很大。
济南市曲艺团去黄河北巡演了一个多月，平均下来每个人居然挣到了七百多元。
另外，京城广播艺术说唱团节后首次到港城演出。
在那样南边文化存有巨大差异，言语不通的情形下，居然也能够大获成功，倍受追捧。
甚至那个公然在西方记者面前宣称，“凡是来的都听得懂，凡事听不懂的都不会来”的著名相声演员。
他一回到京城来，就马上跑到斋宫陈列馆用港币买了两身西服。
这可真是活见了鬼了！
难道“叫花子”和“耍贫嘴”的，今后竟会过得比国家干部和知识份子还风光阔绰？
要是论贡献、论功绩，什么时候才会轮到他们这些人？
凭什么让他们这么得意？
这件事不禁让霍欣的内心产生了一种难言的屈辱感和莫名的不平之气。
就连“PC”的衣服，在她眼里也不那么好看了。
似乎完全被一股子市井的俗气给玷污了。
然而，让霍欣更加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插科打诨的市井情趣大行其道，备受推崇。
反而像那些真正新鲜，好听的歌儿……什么邓丽君、刘文正，却偏偏不让人听。
最过分的是，今年出版社居然出版了一本《如何鉴别XX歌曲》的书。
那些非常有名的作曲家非要联合起来，把这些备受欢迎的歌曲批臭、批烂不可。
这还算什么开放啊？简直是没治了！
还有社会上的那些个体户，也同时像野草一样迅猛增长，几近失控。
现在到处都能看见那些补鞋的、修车的、磨菜刀的，卖菜的、卖鸡蛋的、卖衣服的。
街头的小饭馆也跟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生活是因他们方便不少，可这种情况总让人觉得不舒服，好像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
是哪不对劲儿呢？
啊，对了！
正是因为这些人素质太差了，才把原本美好的城市环境变得嘈杂、混乱、肮脏。
他们的叫卖声简直就是噪音，他们都到哪儿都会乱扔垃圾，污染环境。
而且他们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无照经营的状况相当严重。
但越是这样，这些人还越发财，居然许多人都成了万元户！
真不知道国家是怎么想的，怎么能鼓励这些人发家致富呢？
反正在霍欣的心里，她是绝对不会相信，这些满口脏话，无知且贪婪的家伙，会是社会主体经济的有益补充。
偏偏反过来，颇为讽刺的是，真正的社会栋梁——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情况却不甚乐观。
按理说，国家目前急需人才，大学生理所应当是当代的“宠儿”，理应格外受到国家的重视和重用。
特别是已经饱经生活的磨砺的“77级”。
他们不但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符号，而且因为许多人年龄已经很大了。
无论身心意志都已经极为成熟，只要放到岗位上就能很好的发挥出个人能量来。
可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由于这些人参加高考是在1977年的秋天，入学却是1978年的春天，那么他们毕业就是1982年春节前的1月份。
应该说，学校给他们分配的方向倒是不错。
国家部委、大型央企、研究院、电视台、广播台、报社……全是些常人仰视的好去处。
可这些地方偏偏因为历史的拨乱反正人满为患，又讲究论资排辈。
许多人被到了新单位，只能顶着国家编制，干一些轻松却无实际意义的工作。
就像和霍欣关系不错的一个学姐。
本来去了电视台兴高采烈，还以为有机会怕凭专业能参加译制电视剧一类的工作。
可没想到被分派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剧场录戏剧的时候找电工。
然后守在外面等着结束，再帮同事们把台里设备拿回去。
为此，霍欣不免疑惑且愤愤不平。
理想和现实究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上了四年大学，精通外语的人才啊！难道就只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吗？
难道像这样把真正的人才闲职，就靠着那些小商小贩的瞎鼓捣。
我们的国家经济就能搞上去了？就能追回那失去的十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