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出现“博陵第”的款识，就算看不懂，也能通过器物的纹饰特征什么的，确定烧制年代。
可惜，当年不止是没有人知道博陵第是什么，就连元代烧制过青花，也被人否定。
所以，博陵第款的旁边，出现的“至正六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就太刺眼了。
这不是明晃晃的表明，这东西是民窑出品？或者是私人订制？甚至就是仿品？
民国时期，限于见识，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出现。
所以，当年那些人，在发现这两件有着明确纪年的瓷器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断代，而是想着怎么利益最大化。
世人都认为元代没有青花，你现在出来了一个至正六年的东西，那不是表明了就是假货吗？
这才是那些人磨掉底部所有款识、字迹，自作主张，改成大明宣德年制的原因。
而这个原因，传到了钱千盛这里，肯定是不知道。
所以，才会造成现在的局面。
看到这种结果，陈文哲只能是感觉痛心，因为那些字迹，每一个都跟钻石一样贵重。
当时的那些人不知道，但是到了现在，世人都知道，“博陵第”系列元青花款识的珍贵。
“博陵第”款设计精美，古朴端庄、气韵独特，是近年来发现的最为精美的元青花瓷器系列。
比如神都松堂博物馆，元青花五彩“昭君出塞”款识，即为“古相·博陵第”，并在底部书写“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
这样的款识，整体颇具艺术性，无论从造型、纹饰、胎釉、钴料看，都极具元代特色。
“博陵第”款元青花瓷，出现的次数可不少。
可以说，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现。
而且，每次发现往往还伴随着，关于博陵第窖藏元青花瓷器的青花瓷板记事牌的面世。
这些记事牌有铭文的形式，继承了唐宋以来雕版印刷的流行手段，同时也为后人研究元青花瓷留下了重要线索。
根据博陵第青花瓷板记事牌上，有“钱氏子孙”字样，博陵第可能与钱氏家族有关。
从记事牌上的绘画，可以看出“博陵第”是专为王公贵族烧制瓷器的陶瓷世家。
这如同元代枢府瓷，由当时专门的官办制瓷机构烧制，供官府享用。
至于“张文进”款，也不是第一次在元青花上发现。
传世的元代皇家瓷底款，用毛笔书写“张文进”三字的，已发现十多件。
如“至正六年张文进造”、“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
最著名的一件，就是英国人霍布逊于1929年发现的那对龙纹象耳大瓶。
现存于英国达维特基金会，瓶颈上写有：“信州路玉山县顺成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对，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这是至正年间，元廷大肆兴建寺庙，张文进为德教里荆塘社新修的娘娘庙，欢喜地制作了香炉、花瓶一对。
也不知道元代的钱氏，是不是现代的钱氏。
反正，到了现在，钱千盛家族虽然还算有钱有势，但是，他们对于元青花的认识，也就比文盲稍微好一点。
看到最后，果然，眼前的两件元代器物，不是钱千盛家传的，而是他通过拆迁，变相据为己有的。
拆迁老房子，挖出了一处民国的窖藏，里面就有这两件东西。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零碎，品质也都不怎么好，所以钱千盛心中也没有认为，这两件就是国宝级的元青花吧？
之所以弄到这里来，也不过是抱着一个万一的想法，万一能够证明，这就是宣德青花呢？
要知道，宣德青花瓷也是很值钱的！
可惜，证明这两件东西是宣德制作，还不如证明它们是元青花容易呢！
虽然没有摸一把那件青花釉里红玉壶春瓶，但是陈文哲知道，这是同一个地窖里出品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元代瓷器。
一件元代青花大罐，一件元代青花釉里红玉壶春瓶，可以说，两件都是最顶级的国宝。
可惜，底部留的纪念/纪年款，却被故意磨掉了。
把两件真正的元代瓷器，仿造成明代宣德瓷器，这是一种怎样的天才想法？
其实，再仔细一琢磨，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吧？
也许处在那个年代，陈文哲也会怀疑人生呢！
没有元青花，不知道博陵第，看到了乱七八糟的至正年款，还不认为是不值钱的民窑出品？
要是心思不正，还不就直接改一改，弄成宣德青花，赚一笔？
当年没人认为有元青花，但是明青花可不便宜，遇到了机会，很少有人能不动心。
“老钱，你这两件东西，好好收起来吧，毕竟也有点年头。”
经过陈文哲的鉴定，也几乎实锤了这两件瓷器的身份，所以牛晨打算结束这场闹剧。
周倚天这时也开口道：“老钱，你是不是缺钱？要是缺钱就说一声，没必要拿这种东西出来坑人。”
“我艹，老周你说什么呢？我缺这仨瓜俩枣？我们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