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本书是古籍，但是古籍的印刷有很多避讳。
既然是古籍，一些规矩是必须要遵守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取巧的办法，来鉴定这套书的印刷年代。
那就是看这本书里面，到底是避讳了哪些皇帝的名字。
所以，现在首先要考据文中的避讳字，这个可就要好好推敲。
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五有如此表述：“本朝著令，分名讳为二：时君之名，则命为御名。”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宋版书里常见到的，遇到当时国君的名字，就用四个小字“今上御名”避讳。
也幸亏陈文哲的记忆很好，要不然，他只是看过这方面的报道，还真记不住当时是怎么鉴定的，最起码，一般人是不会对这些细节，进行记忆的。
可陈文哲不同，他喜欢做鉴定，而鉴定可以得到成就值。
所以，只要是跟鉴定相关的信息，他都会特别记忆。
现在，只是稍微想一下，他就记起来
比如，这本礼部韵略之中，“恒”字右半边缺墨笔。
这显然是回避北宋真宗赵恒的讳，说明那一套书刻印的时间，当在仁宗一朝或稍后。
而仁宗赵祯一名，在书中也未曾遇到。
这就透露出“祯”字是回避的，至于仁宗之后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则均未予回避。
进一步证明，此书不会晚于北宋。
根据这样的鉴定方法，陈文哲很快就推定，此书刊刻于北宋仁宗景祐四年也就是1037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之间。
这样的一套书，肯定是海内外现存最早的《礼部韵略》刻本。
不过，这一推定，肯定要结合此书的材质。
这套书，其开卷为皮纸印造，捣碎桑树皮的外皮依稀可见，这样的特征，肯定会被认定为接近北宋版本的重要特征。
这种方法鉴定，有个讨巧之处，它恰恰是一部考试用书，押韵、避讳，尤为严苛。
如果是之前，对于古代的科举，陈文哲还真不太懂。
但是，这里是长安，恰恰他之前逛过碑林，而在碑林之中，最不缺的就是四书五经！
之前在学习景云钟制作的七天当中，他在梦中也会溜溜号，看看其他方面的记忆，学习一些不同的知识，来放松一下精神。
所以，对于那些记载在隋侯之珠内的古代科举书籍，他也随便看了看。
也就是他记忆力超强，就算随便看看，也记下来了很大的一部分。
现在结合这部礼部韵略，可以发现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陈文哲知道，之前发现的那部礼部韵略，可谓是是重大典籍发现！
因为是更早的版本，其内容就越是全面，因为后期印刷的版本，已经是经过多次删减。
这么一套书，能流传下来，可真是不容易，也可以说是幸运。
不仅是鉴定方法有些幸运，就连这部书的命运，也幸运之至。
因为像它这样的考试工具书，朝代一变就作废，没有用了就会扔掉。
现在人们想找一本明代的《三字经》都难上难，居然让这本北宋的《礼部韵略》给流传下来了，这得多大的运气？
当然，运气还远不止于此。
即便在北宋朝，这部关系着无数学子命运的韵律“圣典”，也曾历经数度增减删改。
北宋沿袭唐制，科举不仅测试经义、策论，还要加试诗赋。
而到了王安石主持变法时，便不再考试诗赋了，《礼部韵略》形同一部废书。
而待到此后，司马光主政，他又恢复了前朝惯例。
这时当政者又想恢复《礼部韵略》，可语言已发生了变化，牵涉的字大概有十几个，皇帝就命人把这些字给填补进去。
然而，不久之后，又宣布不考试诗赋，等于原先补的那些又作废了。
《礼部韵略》再执行，已是南宋绍圣年间的事儿，这又过去了一百多年。
从书的名字命名来说，真真正正叫《礼部韵略》的唯有这一部。
可以说，这部《礼部韵略》就是当时的《新华字典》。
现在的《新华字典》每版都不一样，旧版很快就消失了。
而正是这未经删减的最早版本，对现代人研究当时礼制体例的演变、相关音韵之间的关系，都能提供唯一依据。
也就是说，这本书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后世版本所没有的。
这样一来，后人要想仿造，那就仿无可仿，除非你是臆造，也就是凭空想象着直接乱编。
但是，这么一部如同字典一样的书，你怎么编才能不漏破绽？
所以，到了此时，这部五本的礼部韵略，应该因为其记载的内容，而被认为是真正的宋刻本。
到了此时，还有鉴定的最后一步，那就是怎样判定这套典籍的“出身”？
要知道，就算是宋刻本，也是有着民间刻本和官刻本之分。
这可不一样，很显然，官刻本肯定更好，价值也更高。
只不过，不管是什么时候，民间的坊刻本都是最多的，留存下来的几率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