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找出一本《大越史记》，这一本跟陈文哲发现的第一本差不多。
之前的是民间编述，而这一本是阮朝（1802—1945)官修史书，记录自鸿庞氏到西山朝旳历史。
它采用《大越史记全书》及《大越史记前编》相关史事修撰而成，可惜在越南影响不大。
但是这本书的书前，有黎崇《越鉴通考总论》及阮朝集贤院所撰总论，可见此书为阮朝官方认可的典籍。
除了这五种官方编辑的史书，其他的还有一些，比如《历朝史记文选》。
这个比较有意思，记录的是国内的历史。
这一本书是用为科举范文的策文，共三百三十二篇，题材采自华夏史书及四书。
这些书籍虽然都是手抄本，历史也不长，但是记录的内容很有研究价值。
这里面除了历史，还有文学、风俗、歌谣等等。
其中一本《口史记》，就记录了歌谣、俗语、方言。
这里面记录的南越民俗不少，比如文士之妻的嘱咐，士兵之妻嘱咐，有关工、农、商的情况等。
特别是在最后，居然还附有三篇说唱文。
零零总总陈文哲找出来了几十本，仔细数了数，总共是八十七本，按照老板娘的报价，也不过是八千七百块人民币。
既然想买，而且这些书也有点价值，陈文哲也不想节外生枝，就直接让翻译付钱。
有了收获，自然是再接再厉，可惜，之后的收获寥寥。
不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最起码他欣赏到了南越不同于国内的风景，也吃到了不少好吃的。
他最喜欢的地方，最有印象的地方，还是岘港。
平直的海岸线上，海产丰饶，捞起的鲜蚬蛤蛎又肥又大。
可惜，吃的好了，就不想再动。
陈文哲不想继续大海捞针，所以他带着一些收获，打算回陶瓷厂守株待兔。
这一次出门，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一套史记。
这里面可是记录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对于历史，陈文哲还是很喜欢的，要不然也学不好鉴定。
接下来的日子，陈文哲安静了下来，不在到处乱跑。
不过，他在南越也算有了点人脉，就算是在家里，以后也会有人带着宝物送上门来。
当然，这期间他需要雇佣一些中人，去询问一下。
通过回溯那南越历史，陈文哲看到了一些宝物的下落，正在让人攻关，也许就能说动了，让人主动送上门来。
这一天，看过修整之后的陶瓷厂之后，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
喝着当地产地咖啡，陈文哲惬意的拿起一本书。
这是一本《南越汉喃文献目录题要》，里面列举这各种南越历史里的书籍。
现存南越古代汉籍“史记”类文献中，仅以《南越汉喃文献目录题要》所列，史著类即有本国史16种，外国史1种，又列文学类3种，共计20种。
南越古代出现如此多的“史记”类文献，显示了古代南越与华夏文化的密切联系。
而如此多的南越“史记”类文献，其题名是源于先秦的史书通名“史记”，还是太史公书之专名《史记》呢？
从现存材料来看，似乎受司马迁《史记》专名的影响为更大。
陈文哲得到的南越官修的“史记”类五种史书，皆是编年体通史。
但其书题名“史记”，则可以说是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史记，他能得到什么。
南越古代典籍损毁严重，李朝或有零篇散章传世，却无整部典籍留传；
陈朝散篇较多，整部留传的陈朝仅有《大越史略》，现在文献保存最多的是后黎朝和阮朝。
后黎朝建立已在明永乐、宣德年间，去司马迁《史记》成书约一千五百年，《史记》在越南流传状况已经不详。
但从南越“史记”类文献可以看出，南越陈朝是将《史记》作为史书之正体，故有陈太宗时的官修黎文休《大越史记》，后黎朝亦是，故有黎仁宗官修潘孚先《大越史记》。
至吴士连修《大越史记全书》，“史记”之名深入人心，后世史家传其余绪。
南越古代学者同时受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和司马迁《史记》影响，由史及文，终成数量可观的“史记”类文献。
总结起来，好像是从李朝开始，到陈朝、再到后黎朝和阮朝，总共那么四五个朝代，上千年的历史。
五代之前就不说了，那就是华夏的一部分，其后四五个朝代，差不多都是以汉语为官方语言，所以出一些使用汉字记载的圣旨，应该是没问题的。
之所以知道一件圣旨的下落，还要落在陈文哲发现的这套手抄本上。
先前就提到过，这套手抄本是抄自弯弯那边的一位大收藏家的藏书。
他是一位商人，这位叫许煌，他不同于一般南越台商，特别是兴趣爱好不同。
许煌在该地的经商岁月，并未因为异乡的寂寥，而将时间花在风月场合，他最喜欢找带有汉文的古籍打发时间。
在二三十年前，他就骑着摩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