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哥窑是怎么出现的，应该是因为瓷器得到世人的认可，最终在后人嘴中形成的，这可是很少见的一种现象。
更加准确的说，应该是在瓷器传世的过程当中，因为同一批瓷器被人追捧，最终形成舆论,这样被众人传颂，最终在人们的口中形成了一座独立的窑口。
所以刚开始烧制哥窑器的窑口，肯定是龙泉窑，也是因为这个，才会始终没有发现哥窑的窑址。
也就是说，哥窑刚开始确实不是独立窑口,而是属于龙泉窑的一部分。
只不过是因为制作的瓷器太过特殊，其生产的瓷器,就被后世之人单独拿出来，称之为哥窑器，这么一来哥窑器就出现了。
同时他的兄弟，也就成了弟窑。
这个过程肯定是漫长的，所以各种典级之中的记录形成，也经历了一百多年。
这么算起来，哥窑和弟窑最早出现的时期，应该就是宋末元初，也可以说是南宋时期，甚至是元代。
因为当时这几个朝代，是同时存在的。
有了这个结论，陈文哲的论文也算是完结。
当然，学术从来都是有争议的。
而这，也是研究学术的乐趣所在。
在五大名窑中，由于烧造传世哥窑的窑址，至今尚未发现，致使学术界对哥窑有诸多说法。
有的人认为它就是修内司官窑，有的人认为它是江浙的某一个窑等等。
今天我们就没办法去证实什么,就算是陈文哲他也只能来推断，却没法言之凿凿的说他的结论就是事实。
因为这個窑址确实没被找到，而哥窑它之所以神秘，也正因如此。
只不过，任何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都会让昂事实的真像，浮出水面。
哥窑谜团，自然也不能例外，要不然陈文哲的结论，也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陈文哲能下这么一个结论，肯定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1932年，清朝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故宫文物时，就发现一批从未见过的瓷器。
釉色以炒米黄、灰青、青黄为主，浓淡不一。
釉面上有大小不等的开片花纹，胎色有深褐、深灰、浅灰、土黄多种，胎体相对致密。
这批瓷器，在清宫记载上，既没有产地,又没有烧造时间记录,可把研究员为难坏了。
鉴于它们长得有点像文献描述的哥窑,就被标上了“哥窑”、“仿哥窑”、“宋哥窑”。
1936年，当时故宫瓷器专门委员郭葆昌，对宫中瓷器进行了再鉴定。
他结合乾隆咏哥窑的诗句，这批瓷器被定为宋哥窑。
1956年以来，龙泉地区多次进行考古挖掘，出土了一批黑胎青釉瓷，与文献记载的哥窑特征完全相符。
瓷器特征与窑址，都有文献记载，所以，专家们推测，哥窑的窑址很可能就在龙泉。
但是，经过对比发现，龙泉黑胎青瓷和故宫提供的样本，胎釉的化学成分、纹片颜色、底足切削形式都不同，说明两者不是同一种瓷器。
为了区别于明、清文献中所记载的哥窑，故宫哥窑以及在上博、弯弯故宫所藏的少量类似瓷器，被学术界称为“传世哥窑”。
由于原来被认为哥窑的龙泉黑胎，开片瓷被认为是“龙泉仿官”和“龙泉官窑”。
宋代似乎就不存在哥窑，文献关于哥窑的记述，被认为是以讹传讹。
然而，仔细研究和分析，就会发觉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其关键在于“龙泉官窑”和杭市郊坛下官窑，孰先孰后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由于“龙泉官窑”的立论，建立在“龙泉仿官”的基础上，认为仿官是不可能的，却又与官窑相一致，自然是官窑，并认为杭市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再在龙泉烧造以充不足。
这一观点，很自然地派生出杭市郊坛下官窑，早于龙泉官窑的定论。
然而，没有足够的考古资料证明这一观点，并由此还引发出种种疑团。
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为什么不就地扩充、就近扩充，而要到千里之外的龙泉建窑烧造？
宋室南渡带来了北方工匠，他们惯于圆窑用煤烧造，何以能在杭市建立龙窑用柴烧造？
文献关于哥窑的论述，难道一定都是空穴来风吗？
哥不能仿官，但官却可以仿哥。
各朝各代的官窑，都建立在民窑的基础上，难道就不存在官仿哥的可能吗？
宋室南渡，皇帝漂泊13年，这期间南渡窑工在何处生存？如何生存？
是吃皇粮，还是自谋出路？
这些疑问最终都聚焦在，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的年代和性质上。
也就是说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会不会是皇帝颠沛流离的十余年中，北方工匠和龙泉窑工技艺结合的产物？
1996年9月，在杭市老虎洞发现一处窑址，杭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5月至12月和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分两次对该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获取大量器物残件、瓷片和窑具。
经深入研究，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宋代地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