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打击和惊恐。
“老师，如果东方的每一个城市，都如同这座城市，我不认为现在的西洲联盟可以抗衡对方。”
亨特教授比基哲还清楚，甚至内心更加煎熬和痛苦。
全面的义务教育、儿童和老人扶养、超低的物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再教育计划。
他看到出租司机，在闲暇之余，拿出平板电脑，浏览着各种课程和教学视频。
听说是出租车公司强制要求的，要么每天工作八小时，要么工作六小时＋学习两小时，反正学习期间，也不影响业绩和工资。
只要司机不傻，多数会选择第二种。
这是再教育计划的一部分，亨特教授从公开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华国不满意人口中，存在太多低学历民众，希望可以逐步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
或许在境外的很多人眼中，不就是让民众多学习吗？或者认为这不自由之类。
但是亨特却看出其中的深层次含义。
人口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整体的科技水平，甚至会影响后代的发展。
比如，随即抽取200个家庭，就会发现父母的文化水平上限，会对下一代的文化水平产生直接影响。
父母知识水平是大学生，和父母知识水平是小学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前者的后代，更容易考上大学。
这并不是单单的遗传因素，还有财力、家庭环境的影响。
黄修远为什么高度重视再教育，特别是对于中年人的再教育，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会“遗传”给下一代。
环境的潜移默化看似不起眼，实际上至关重要，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遗传”，会将父母的一部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家的孩子，很容易成为科学家，除了学阀的裙带帮扶，就是因为从小到大的家庭熏陶，让他们的起点，高于一般家庭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