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转眼就快到圣诞节了，算算时间，距离第二次穿越到1933年的德国已经过去了将近9个月。
有时候劳拉都觉得其实自己还挺适应这里的生活，在医院的工作是做五休二，轮流上班、轮流休假，除了空闲时没有电子产品显得比较无聊、出门不太方便以外，劳拉拥有了年轻的身体和打发不尽的时光。
她总会情不自禁的生出一种“啊，如果我一辈子都留在这里其实也挺好”，但转念又想到时间还是在往前走，每一天都在向1939年靠近，那种已经预知结局但是无力躲避的悲凉感涌上心头。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在这里呆得越久、越熟悉适应环境，劳拉觉得她几乎已经能完全“操控”原本年轻劳拉的身体，属于“劳拉”的意识似乎在逐渐消散，她几乎都要以为，这是真正的自己了。
劳拉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年轻秀美的面孔，和年轻时的她极为相似，但仔细看还是不大相同的。
二十一岁的“劳拉”沉静而温柔，但三十四岁的劳拉年轻时是个出了名的问题少女，聪明、骄傲且混不吝。
克里斯蒂娜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劳拉”的转变，但这也是劳拉所担忧的，因为她不想等有一天原本的劳拉回来时，只能尴尬解释“噢对不起，其实这段时间我精神不太好只是在发疯而已”，性格迥异、行为举止几乎完全相反，她大概会被直接送进精神科吧。
年轻的劳拉去哪儿了呢？劳拉时常想，她会不会也去到了八十多年后的海德堡，在那座内卡河畔的公寓里，陪伴着一位老人和一只名叫阿诺德的德国牧羊犬。
1933年12月的冬天格外冷，柏林已经下起了雪，劳拉看着窗外，暮色四合，行人渐稀。
不知道距离柏林六百多公里的海德堡，是不是在卡尔提奥多桥上，也有白雪落了静默的智慧女神雕像满身。
但今年冬天，她不再是一个人了。
劳拉像往常一样结束一天的工作，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待克里斯蒂娜和蒂芙尼她们。
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她哈出一口热气，玻璃上立刻蒙上一层浓重的水雾。
劳拉跺了跺脚，这里的女性再冷的天都是长裙丝袜配大衣，属于是好看但完全不中用，比较适合呆在温室内，靠着温暖的壁炉喝点小酒优雅地弹奏巴赫，在雪夜里冒着严寒踩着自行车的女医生与此种冰冷的浪漫绝缘。
要等到真正以羽绒作为填充物的服装出现，还要看1940年的美国人艾迪·鲍尔，但在此之前，劳拉觉得自己完全挺不到那个时候。
在这个年代虽然已经出现了大众化的暖气片和地暖技术，但大多数普通人还是采用生火取暖的方式过冬。作为一个中高纬度的国家，如何应对长达6个月左右漫长而阴郁的冬天，对于目前的德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这是圣诞节前最后聚在一起的时刻，几个女孩叽叽喳喳笑着拥在一起往街上走去。
冬天黑得很快，零星的雪花飘落，街道上四处弥漫着圣诞节前热闹的气息。
这是柏林最宏伟的巴黎广场，从霍亨索伦王朝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有政权都在此举行凯旋的军队游行，它连接着勃兰登堡门和富丽堂皇的菩提树下大街。
在漆黑的夜空下，屹立在勃兰登堡上方的胜利女神张开翅膀，驾着战车面向东侧的柏林城内，她手持镶嵌铁十字勋章的橡树花环权杖，花环上站着一只头戴普鲁士皇冠的鹰鹫。皑皑白雪落下，模糊了女神沉静而坚毅的面容，唯有那只普鲁士雄鹰展翅俯瞰整个柏林。
广场一侧坐落着最好的旅馆阿德隆大酒店，劳拉嗅到食物美酒的香气，听见悠扬的音乐声，看见温暖柔和的橘色灯光下，有衣香鬓影的贵妇和绅士在舞池中央翩翩起舞。
谁能想到这样宏伟的建筑，会在二战时期遭受空袭和炮击毁于一旦，巴黎广场的瓦砾堆上，唯一残存的勃兰登堡门，随着柏林墙的修建，这里成为分割城市的死亡地带的一部分。
广场中央的喷泉已经结冰，灯光和雪映照出斑斓的色彩，孩子们嬉闹着、围着喷泉堆了一圈奇形怪状的雪人，用胡萝卜点缀做鼻子，显得笨拙又可爱。
劳拉一时玩心大起，她掏出一枚硬币，放置在拇指和食指之间， “叮”一声，硬币凌空抛弃翻转，要在雪落时许愿才会灵验。
但一阵冷风刮过，硬币随雪花一同落下，跌落在松软簇新的雪堆里，悄无声息。
“去哪儿了？”劳拉疑惑道，她弯腰仔细搜寻了一阵，只有晶莹剔透的雪在广场路灯下闪烁着光芒，那一枚显眼的深色硬币竟然失了踪迹。
“劳拉！”蒂芙尼在不远处叫着，她的大衣下红色的裙裾如同徐徐盛开的雪地玫瑰， “让我们一起去酒馆跳舞吧！”
“噢好的……”劳拉随口答应了一句， “稍等一下。”
她喃喃自语： “可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