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勒本斯波恩中心的消息闭塞程度远超过劳拉的想象。
在1938年1月的一个清晨，她如往常一样穿过一栋栋灰白色的小楼，在她盘算着今天的早餐吃什么的时候，大厅里的人群已经闹哄哄地议论纷纷。
很多时候劳拉都觉得这里的医生护士像是某种缺乏人类感情的机器，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掀起太大的情绪波澜。
盖世太保举起一份报纸，以严厉的语气说道： “向诸位传达元首的命令，从今天开始，禁止在国内讨论一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
报纸被撕碎了扔在地上，碎纸片上隐约看出几个大字“南京陷落，日军施暴”。
这是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作为一个美国人，劳拉对这件残酷的历史事件的印象在于：在美国课堂上，当教授说起纳粹德国在集中营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几乎整个班级的人都感到十分愤慨悲痛，但当教授提起日本人在这座名为南京的中国城市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时，除了几个中国同学以外，大部分人都是不知所云、以至于无所谓。
或许并不是人类的悲欢各不相通，只是因为立场不同，缅怀也分了情况。
据劳拉所了解，在二战爆发前，德日意这三个“轴心国”盟友还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纳粹德国其实是不太支持的，同时，还向中国出售武器，并且一度和中国达成了以物易物的军品贸易协定——中国以德国军工急缺的有色金属矿石等，换取德国先进的武器装备。此外，德国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参谋赶赴远东战场，以协助中国对日作战。
但在对待“南京大屠杀事件”上，希特勒可谓是一反常态。
担任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的约翰·拉贝是个纯正的德国人，他在大屠杀发生时，曾多次写信给希特勒，希望希特勒能阻止日本的暴行。
拉贝曾经对希特勒充满了幻想， “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但是，冷血的希特勒对此感到无动于衷，还下令禁止德国人民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
希特勒的原话是这样的： “因为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从这一天开始，在劳拉看来，只不过是在德国人已经麻木不仁的生活里又增加了一条规定“禁止非议政事”。
当然，除了不能随便说话以外，在勒本斯波恩中心工作的几个月不能说是毫无收获。
除了极大地丰富了劳拉关于妇产科和儿科的知识以外，在弗里德里希交给她的任务上终于有了一点进展。
劳拉先是用最笨的办法，根据那孩子的年纪，大概推测了一下它的出生时间，好在在这点上弗里德里希是靠谱的，他竟然给了一个那孩子的母亲孕检时大概的预产期。
“我现在可真的要怀疑那孩子是你的了。”劳拉说。
弗里德里希已经懒得争辩了，最后只是朝她翻了个白眼。
劳拉还是忍不住问道： “我说，你究竟要对这个孩子做什么?”
“我能对一个孩子做什么，”弗里德里希不满地看着她， “我看起来有那么无耻吗?”
“你的下限看起来比轮胎都低。”
“……”
比起婴儿父本和母本的绝密信息，他们的出生证明好搞到多了。
年初需要把去年出生的婴儿的相关信息都收集整理好，把医生给他们写的出生证明，关于他们从出生到一岁期间的具体信息，如身高体重、健康状况、护理记录和患病诊断以及雅利安人种认定级别等等文件，进行二次整理核对，最后再统一送到指定的地方储存起来。
劳拉用了一点小伎俩，让这个送资料的差事落到她的头上。
“把资料给我吧。”
坐在书桌后戴着眼镜的女职员说道。
劳拉僵硬了一会儿。
这时，一阵叩门声响起，在门口看守的士兵对女职员说， “有人找你。”
“我可以的，”劳拉连忙露出个笑容来， “我很快的。”
感谢德国人的严谨，在孩子出生这件事上，他们的出生证明甚至是按年、按月用不同颜色标记摆放好的。
“噢我的老天，”劳拉来了个平地摔，一屁股坐在资料柜前的地上，夸张地说， “瞧我这笨手笨脚的样子，不小心把资料掉在地上了。”
劳拉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证明弄乱全扔在地上。
士兵闻言走过来看了她一眼，看到劳拉陌生的面孔，随即露出了然的神情。
“新来的?”
“噢是的。”劳拉半躺在地上说。
士兵便不再说什么，走开了。
劳拉急忙爬起来，一边装作收拾东西的样子把东西翻得哗哗作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