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马渡江驿马化肥龙的童谣传唱中，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它就是东进，它是一个偏安一隅的短命政权，他统治时期，门阀政治发展到鼎盛时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它保持了南方相对的安定，它虽然是一个只存在了103年的短命王朝，却在政权频繁更迭的中华大地，保留了一方净土，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东晋王朝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荣辱呢，八王之乱期间，琅琊王司马睿，仅仅是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的远之宗王，受命镇守下辟，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睢宁，为东海王经营江南地区，八王之乱后，东海王独杀晋惠帝，拥立晋怀帝，取得了朝中辅政大权，司马睿也坐镇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招揽人才，不过由于长江以南是东吴旧地，而且自西晋统一之后，原吴国士族便一直受到排挤，南北之间有着很深的芥蒂，而司马睿当时名望并不高，实力也不强，南方士族都对他不予理会，期待在南方大展宏图的司马睿，面对这种困境一筹莫展，这时一位出身北方大族的杰出人物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他就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王导，王导深知要向立足江南当务之急，便是树立起司马睿的个人威信，于是在当地三月初三的一场囚服消灾的祭礼活动上，出现了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司马睿坐在监狱之上，王导，王敦等北方高门氏族恭恭敬敬地骑马跟随，整个队伍庄严威武，礼仪隆重，引人瞩目，当时的社会风气一向崇尚奢华，这次出行为司马睿赢得了人望，折服了江南的高门氏族，这些人虽然对于北方大族怀有不满，却又将北方士族大醒当做自己模仿的榜样，所以当看到司马睿赢得北方士族鼎力支持的时候，他们开始改变观望态度，转而支持南渡的司马睿，凭借王导的支持，司马睿在江南氏族心中的威望大大提升，王导这时又劝说司马睿拉拢江南始祖，给予高官厚禄，此时北方战乱愈演愈烈，北方的士族纷纷逃到江南避难，巴马瑞又在王导的劝说下，将南渡的北方士族中，有才能者招揽到自己的陛下，此时司马睿虽然名义上是镇守一方的藩王，但实际上他延揽了南北两地的精英，东晋已经初具开国气象，就在这个时候，坐困长安郭无城的晋敏帝，向手握重兵的司马睿写了一封近乎哀求的诏书，要求他率兵赴京秦王，然而这时的司马睿早已羽翼丰满，不听朝廷节制了，他借口江南地区刚刚安定，无力北伐，拒绝了皇帝的征兵请求，公元316年，匈奴刘耀进攻长安领地投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西晋王朝宣告灭亡，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国号仍为晋，历史上称之为东晋，司马睿能够从一个实力平平的远知宗王成为皇帝，王导及其背后的王室家族功不可没，晋元帝司马睿在生御作朝会时，竟然要王导与他同登御床，共受朝臣参拜，王导虽极力谦让，并最终让司马睿独自享有了这份帝王的威严，但这令人震惊的一幕，仍然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东晋建国之初，王敦王导两兄弟掌握着军政大权，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而在王氏家族执掌政权20余年之后，于是完史，谢氏等大族纷纷把持东晋的最高权力，东晋的皇帝对于世族大臣，也给予了极高的尊崇与待遇，东晋时期的皇权，几乎成为了门阀氏族的一个装饰品，在皇权至高的中国社会，何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这是因为东晋能够在江南立国，完全是依靠士族大姓的支持，这些氏族占有着大量的田产，手中还握有私人武装，不屈雄厚的实力以及门第的声望，使得士族们成为东晋真正的统治者，在这个政权当中，士族的意志便成为了国家的意志，氏族门阀势力达到顶峰，后世将这一政治模式称为门阀政治，在门阀政治的时代，国家的稳定，取决于豪门大姓之间能否相安无事，东晋建国之初，丞相王导特别注重，调解南北双方氏族的对立情绪，而南方氏族在北方强大武力的威胁之下，也自知不得不和南渡的北方氏族联合，然而这种联合是非常脆弱的，氏族之间的矛盾，氏族与皇族的矛盾，氏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东晋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司马睿建立东晋之后，人们翘首企盼他能率军北上，威俘中原，然而内乱却阻挡了北伐的脚步，公元322年，由于不满司马睿削弱王室家族的权力，王敦在武昌起兵作乱，其党羽纷纷响应，叛军攻陷国都建康，司马睿在忧惧之中死去，晋军途中王敦病逝，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然而在此次叛乱中立下战功的苏俊又与后来辅政的禹亮产生了矛盾，雨量以皇帝名义下诏征召苏俊入京为大司农，借此解除苏俊的兵权，苏俊不欲受制于雨量，因此起兵造反，王敦之乱后的第二起叛乱迅速掀起，经过一年的战争，苏郡之乱才被平定，东晋在内乱中消耗着国家的力量，人们期待的北伐却迟迟没有到来，苏郡之乱后，于是家族把持朝政近20年，引起了其他氏族的不满，一代枭雄桓温趁机取代于世，掌握了朝中的最高权力，这时中国北方的政局动荡不安，统一的曙光重现，为了迎合人们恢复中原的愿望，同时也为了建立功勋，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桓温连续发动了三次北伐，他曾经收复洛阳，进入关中，进兵河北，但都未能巩固北伐成果，公元369年，桓温大军惨败于方头，北伐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军事行动的失败并不会减弱桓温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