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锅”行动】
同光四年（926）正月十一日，宦官马彦珪回洛阳复命，李存勖随即下诏公布郭崇韬的“罪状”，并下令诛杀他留在后方的儿子。郭崇韬一共有五个儿子，郭廷信、郭廷诲随他同死蜀中，郭廷说被杀于洛阳，郭廷让被杀于魏州，郭廷议被杀于太原，家产被没收充公。郭廷诲、郭廷让各有一个儿子，在亲戚的全力营救下得以保全，被郭崇韬的妻子携养于太原，一代功臣总算留下了一支血脉，没有断子绝孙。
郭崇韬忠勤尽节，草昧艰难，扶唐灭梁，又平巴蜀，功不可没，死讯传开之后，天下之人无不为之鸣冤叫屈，不仅是中原人，连被他征服的蜀人、外国友人都认为他死得冤枉，“夷夏冤之”。
后世史学家指责他在进入成都之后，“诸子骄纵不法”，大肆收受贿赂，每日运送珍宝财货的车辆络绎不绝，家中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最后被抄家的时候，这些财宝的泥封甚至都没有干透（籍没之日，泥封尚湿）。意思是说郭崇韬晚节不保，在蜀地迅速地腐化堕落，给人留下陷害他的把柄。
这种说法非常片面。
首先，随郭崇韬一同入蜀的，只有两个儿子，郭廷信、郭廷诲，即所谓的“诸子”。
其次，我们反复强调的，过于郭崇韬收受贿赂的解释。连李继岌都相信郭崇韬是在为国守财，稳定蜀地的降将降臣，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能合理解释为什么等到抄家的时候，“泥封尚湿”，甭管“贪污”、“受贿”了多少钱，郭崇韬自始至终没动过一分钱，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最后，从郭崇韬进入成都，到他被杀，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如果绝大多数都是“泥封尚湿”状态的话，那么就有另一种细思极恐的情况了——栽赃陷害。在抄家之前，有人将这批财宝紧急运往郭崇韬府宅，增加“赃款”的数额。
其实关于郭崇韬被杀的表象，我们已经在前文梳理归纳过了，无非就是得罪了几乎所有人，而他的政治盟友——如孟知祥，在得知皇上动了杀心的时候，也只能是尽量延缓这种想法，劝李存勖不要在蜀地杀人，请求把郭崇韬押回洛阳再说；而在得知刘皇后出教令杀郭崇韬时，也只能是仰天长叹。
当然，孟知祥能这样做，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他明白，自己在李存勖面前还能有所抗争，而在宦官、戏子、皇后面前，只能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史书说郭崇韬树敌太多，对立面太广，“内则伶官巷伯，怒目切齿；外则就僚宿将，戟手痛心”，满朝文武都得罪了一个遍，所以横遭族灭之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最后，《旧五代史》给出盖棺定论，“功成而名遂，望重而身危”。灭蜀的郭崇韬没有学灭吴的范蠡、灭齐的乐毅，不能急流勇退，不能明哲保身，值得后世以此为戒。
郭崇韬位高权重、树大招风，又得罪了宦官，所以……郭崇韬之死真就这么浮于表面吗？也不尽然。
宦官集团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就拿文官集团来说，“南衙北司”之间给人的直观感受似乎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其实这只是一种常见的误区。文官与宦官也有狼狈为奸、同流合污的蜜月期，大家各取所需，和平共处。
之所以会有这种误区，是因为只有当双方发生激烈争斗的时候，才会产生一些惊天大案，才会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成为那一时期的历史流量担当；而当双方眉来眼去你侬我侬的时候，即便施展了一些阴谋，也会做得滴水不漏，不会留下波澜，反倒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南衙北司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彻底消灭对方的意愿，也基本不具备这种能力。因为谁都清楚：朝廷不可能没有文官，皇上也不可能没有宦官来服侍。所以双方谁都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汉末何进、袁绍和唐末的崔胤，都做过杀尽宦官的努力，最终的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但凡务实的、眼光长远的宦官和文官，都在努力构建着一种生态平衡，即双方在保持合作的同时，尽量让己方势力占据上风、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以求集团利益最大化、最稳固。
绝大多数情况下，“南衙北司”之间的争斗也是围绕着话语权、主动权而进行的争夺。
在李存勖入汴以来的三年里，文官和宦官两大阵营纷纷崛起，当二者完成集团内统一之后，势必会在进一步的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产生摩擦和碰撞，这就需要双方大佬制定出一个新秩序。
一般的，双方会在这一时期产生大小不一的试探、对抗，几轮较量之后，就会依照实力的高低自然形成一种南衙北司新秩序，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各自内卷，最后一方崛起或衰弱，势力平衡被打破，随后重新划定新秩序……如此往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政治实体，放之四海皆真理。
后唐的宦官集团在李存勖的暗中支持下一家独大，而郭崇韬则通过各种手段，有的是光明正大的，也不乏龌龊卑鄙的，总之，郭崇韬也在三年之内迅速崛起，大有只身一人挑战整个宦官集团、打破由宦官掌握话语权的这种生态平衡的势头。不过，这只是引起宦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