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南唐等来了机会：李守贞叛变。这同样属于第三个问题，即由内乱引发的外患，内部叛臣勾结外部势力，干涉本国内政。
蜀、淮，一直以来都是中原王朝最头疼的两大顽疾。但后汉政权的最大外患还是北面的劲敌——契丹。
契丹虽然在经历了“祖孙政权”，以“横渡之约”和平解决争端，随后便进入了“后横渡之约”时代，耶律阮同样面临暗潮澎湃的内忧内乱，但这丝毫不影响契丹对中原的觊觎。
一来是契丹的家底更厚，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内忧缠身，也总能利用业余时间骚扰一下中原；二来是耶律阮也把发动对外战争当做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
后文将会详细展开契丹的南侵动作。
除此之外，专业无赖三十年的荆南“高赖子”高从诲，也冒泡刷了一波存在感。一直以来，荆南都属于地狭兵弱，在“十国”中综合实力倒数第一，但这丝毫不影响“高赖子”们的雄心壮志。
高从诲深知刘知远地狱模式的困境，竟然主动对后汉发动了侵略战争。这种行为就好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阿三和七十年代末的越南。荆南小朋友不听话，该打屁股喽。很快，高从诲就被刘知远教育重新做人。
潭州南楚政权最高领导人马希范、杭州吴越国最高领导人钱弘佐于刘知远入汴当年去世，同样面临着最高权力的转移、过渡，自顾不暇。而且南楚与吴越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原王朝的友好邻邦，因为他们并不与中原王朝直接接壤，而是隔着后蜀、淮南、荆南。远交近攻。
至于广州的南汉政权，早就与中原老死不相往来，处于断交的状态，几乎没有交集，且地处偏远，中原的动荡无法波及岭南。
福建的闽国政权，同样是远交近攻，迫于吴越国、淮南、南汉、南楚等国的封锁、威胁，而始终尊奉中原王朝，同样是因地处偏远而“与世隔绝”。
综上，这就是刘知远面临的内外交困的窘境。非常囧。
在抚慰诏书中，刘知远表示大赦天下，释放劳动力，恢复生产经营，恢复国内经济；
凡是契丹人任命的官员，新政府一律予以承认，不再进行调动，请大家放心；
全国大免税，去年拖欠的租税一笔勾销，汴州、洛阳各自方圆百里之内免除今年夏季的赋税；一百里之外的地方，房屋税减半征收；
凡是被后晋、契丹贬官的，还没来得及动身赴任的就不必赴任了，贬官命令撤销；凡是已经到了贬所的，量才录用；
凡是之前被判流放的，一律赦免回家；凡是被抄家充公的，按照实际情况酌情放还……
新年新气象，后汉虽处荆棘，百姓们却仍然欢欣鼓舞，互相庆贺，瞧，还是咱们汉人天子爱惜百姓，不像那胡虏蛮酋。
契丹大军撤退时，“第一岛链”的最东部防线是相州节度使高唐英。听到刘知远南下的消息后，高唐英也成了识时务的俊杰，派人与刘知远秘密接触，表示愿意献城投降。
刘知远当然表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于是递话给高唐英，只要他肯迷途知返，戴罪立功，以往的罪责自然一笔勾销。
然而使节还没有把这个好消息带回相州，相州就发生了兵变，高唐英被杀。
契丹人之前指派了两个禁军将领——王继弘、樊晖率军驻防相州。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投降时，契丹人为了防止降兵反水，将这二十万人的武器铠甲全部收缴，打包送回契丹本土，原本打算将他们全部诛杀，在张砺、赵延寿的竭力劝阻下，耶律德光总算打消了大屠杀的念头，但仍对他们不放心，于是将他们分批遣散到不同的地方，最大程度地削减他们的势力。
所以王继弘、樊晖和他们带来的军队，身上没有半片铠甲，手中没有半寸兵刃，一伙空手道运动员。
节度使高唐英对二人非常优厚，不仅在生活上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还打开军械库，给他们发放了武器铠甲，帮他们武装起来。二人对高唐英也表示感激涕零，愿效死力，愿当牛做马报答他，巴拉巴拉。高唐英便将二人因为心腹亲信之人。
如今，高唐英献城投降，归顺刘知远。王继弘、樊晖看到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将高唐英诛杀。随后，王继弘自称相州彰德军留后，并派使节奏报刘知远，说高唐英反复无常，非真心归降，被我及时发现，并及时处理。
于是，刘知远就任命王继弘为相州彰德军留后；任命樊晖为磁州刺史。
相州归汉，北面的邢州安国军节度使高奉明赶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于是把军政大权委托给邢州军队总指挥刘铎，自己则战略转移到了镇州。
需要注意的是，在刘知远入汴的时候，也就是后汉政权建立之初，契丹仍然占据着黄河以北的绝大部分领土，比如上文刚刚提到的相州、邢州、镇州等地，如果再加上杜重威占据的魏州，那么曾经的河朔三镇（魏州魏博军、镇州成德军、定州义武军）及邢州东昭义军全部在契丹人的控制之下。
后汉初期的版图，如同“L”，竖着的是河东，底下的一横是河南。
实现祖国统一，起码是恢复后晋时期的领土，是刘知远的当务之急。相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