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峻听说后，飞书上奏，说我之所以逗留，不是畏敌不前，而是避敌锋芒。晋州城池坚固，不是那么容易被攻克的，而刘崇此时士气正盛，不宜与之正面硬刚，只需等待些许时日，他们久攻不下，士气衰减，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那时我再突然杀入，敌人必然土崩瓦解。
在奏章最后，王峻又指出：陛下刚刚登基，不能轻易离开汴州，一旦御驾亲征，那慕容彦超趁虚进入汴州，我们岂不凉凉？
看罢奏章，郭威抬手给了自己一计耳光，“我怎么这么糊涂！”当即宣布取消亲征。
王峻从汴州出发一个多月后，才缓缓来到绛州，又过了五天，才向晋州徐徐进发。
在绛州与晋州之间，有个叫“蒙阬”的地方，地势最为险要，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涛涛河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王峻最担心刘崇会在此驻扎重兵，他忐忑不安地等待探马的消息。很快，探马来报：蒙阬无一兵一卒驻扎，前锋部队已经安全通过。
王峻激动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刘崇真是不会打仗，大事可成！”
此时，已经是农历腊月，天寒地冻。北汉与契丹联军在晋州北面驻扎了五十多天，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周围的百姓也已经将人员和物资进行了转移，联军失去了供给，又逢大雪纷飞，联军士气低落。
刘崇尚有一丝消灭后周的信念支撑，可契丹军是“雇佣军”，是需要看到短期高额回报的政治投机商。相比较而言，契丹军队的士气更加低落。
当王峻的援军越过蒙阬的消息传来，契丹大军立刻烧毁营寨，连夜撤离。失去强力盟友的河东军，士气也濒临崩溃。
王峻大军进入晋州战场，诸将纷纷请求出战，然而王峻按兵不动，等到第二天才派药元福、康延沼等人率骑兵攻击。
失去契丹盟友的北汉军队溃不成军，死伤惨重。康延沼担心遭遇埋伏，停止追击，坐视北汉残军败逃。
药元福指出，刘崇倾全国之力、携契丹援军而来，志在吞并晋、绛，如今，他们气力耗尽，如果不能趁此机会歼灭其有生力量，势必后患无穷。
然而其余将领都不打算追击，总司令王峻也派来使节，命令班师。
就这样，北汉第二次南下又以失败而告终。
王峻的谨慎保守是有原因的。军人要考虑的如何打的问题，而政治家考虑的是要不要打的问题。
首先，是从军事角度考虑。
如王峻所说，晋州城池高大坚固，不会被轻易攻克。那么太原呢？太原的城防体系比起晋州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后周取得了晋州战场的胜利，以目前的实力，后周绝不可能一口气吞并河东。
军人和政治家都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不能被一次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而变得鲁莽冒进，也不能被一次失败的沮丧打击得蔫头耷脑。
其次，是外交的筹码交换。
郭威的敌人不仅仅是河东刘崇，如王俊提到的，东面还有个兖州慕容彦超，他是后周境内的定时炸弹；
除此之外，淮南自后汉时期就蠢蠢欲动，欲借中原内乱趁火打劫；
当然，后周考虑的最多的，是中原人民的老朋友——契丹。郭威并不想与契丹彻底撕破脸皮，当今阶段与契丹的矛盾升级，不符合后周的总体利益。
自唐末以来，特别是耶律阿保机建国以来，契丹始终是中原无法忽视的一股力量，契丹对中原的政治态度将对中原王朝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契丹的这种影响主要是源自其搅屎棍的角色定位。
契丹不是中原事务的仲裁者，而是拿着北汉敲后周的竹杠。价格跟北汉的实力直接挂钩，如果北汉实力强，那么契丹就可以漫天要价，直至像帮助后晋灭后唐一样；而现在，北汉是烂泥扶不上墙，所以后周把价格调低到了每年十万贯。
十万贯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在今年（951）的4月，郭威刚刚下了一道诏书，规范了部分地方官员的薪水，正好可以参照一下：
“防御使料钱二百贯，禄粟一百石，食盐五石，马十匹草粟，元随三十人衣粮……刺史一百贯，禄粟五十石，盐五石，元随二十人。”
而河东刘崇因为国力虚弱，北汉的公务员工资更低，宰相每月一百贯，节度使每月只有三十贯。
另一个参照，就是在郭威南下称帝的时候，刘承祐给部队官兵发放的犒赏，每人一次性赏赐二十贯。二十贯虽然不多，但别忘了这是每人都有，部队的人数要成千上万的，就算只有一万人，也是二十万贯，这还只是按士兵和低级军官计算，高级军官可不是二十贯能打发的。
可以想象，如果区区十万贯钱就能换一个天下太平，那么无疑将是后周的伟大胜利。
所以只需要让刘崇无法实现预期目标，让他无功而返，把他的孱弱无能暴露给契丹，就是郭威的最大胜利。
而如果郭威穷追不舍，给予契丹军队重创，就会激起契丹内部的主战声音，新登皇位的耶律璟即便想收手都不可能阻止，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势必两败俱伤。放契丹援军撤退，既是给耶律璟留台阶，也是给自己留后路。
第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