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钱嘛，不寒碜。
贪财嘛，这是郭威可以容忍的范畴。
与王峻的久居中央不同，王殷一直呆在魏州，与中央的交集很少，除了贪财重敛之外，倒也挑不出肉刺。
等郭威平定兖州，班师的时候，王殷迎谒于路，郭威赐宴，昔日的革命老战友、今日的君臣，二人把酒言欢，谈笑风生，尽欢而散。
罢黜王峻后，郭威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殷，生怕他误会，于是把王殷留在京师当人质的儿子送到魏州，向他解释宽慰。
王殷内心忐忑不安，于是三次上疏请求赴京朝觐，理由是给郭威过生日（7月28日）。
郭威起初答应了王殷的请求，但很快就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王殷对他的试探，于是赶紧派使节劝阻。
果如郭威所料，王殷在得到阻止的诏书后，也就顺势答应下来，不再来汴州。
君臣二人也从此产生嫌隙，而把二人关系推向破裂的，是另一位佐命功臣——何福进。
在佐命功臣中，何福进算是一股清流。他在后唐李存勖时期就投身军伍，以勇武著称，被选入禁军，成为一名低级军官。“兴教门之变”时，何福进与符彦卿等大将是为数不多的，拼死抵抗乱军、保护李存勖的勇士。
明宗李嗣源听说了他的事迹后，称赞他是忠臣，予以提拔，挂职磁州刺史；李从珂时期，率禁军从讨魏州范延光，因功升为防御使；
后晋被灭时，何福进也被迫随契丹北上，走到镇州的时候，听说了辽太宗耶律德光暴毙的消息，于是与李筠（李荣）、白再荣等发动了“钟声起义”，以佛钟为号，最终控制了镇州。当时，起义的主要谋划者、组织者、实施者都是何福进，但白再荣的职位远高于他，于是未经严格调查的刘知远就任命白再荣为镇州节度使，直到一年后，刘知远才了解到了“钟声起义”的真相，这才提拔何福进为曹州防御使。
郭威奉命巡边时，何福进随军出征，成为郭威的部下。郭威南下争鼎时，仅仅在刘子坡与慕容彦超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激烈冲突，对阵慕容彦超并将其击溃的，就是何福进、李筠、王彦超等将领。
郭威称帝后，何福进以佐命之功升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后移镇镇州成德军节度使。
何福进对镇州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任上兢兢业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一面抓生产，一面抓国防，为后周把守着北大门。契丹非常忌惮何福进，以至于他们南下剽掠的时候，基本都是绕着镇州走，要么在镇州北面的定州一带，要么绕到魏州、贝州一带。
镇州百姓非常爱戴这位人民好领导、百姓父母官，联名上疏，请求给何大人建立德政碑。
作为魏州王殷的邻居，耿直忠正的何福进非常看不惯王殷的所作所为，暗中搜集整理了王殷违法乱纪的各种罪证。
这年（953）10月，郭威决定于来年春节“有事于南郊”。按照唐朝以来的惯例，郊天的仪式都是在洛阳，后梁的朱温开启了在汴州郊天的先河。郭威有些犯难，于是请宰相等讨论汴州郊天是否妥当。
实际上对汴州郊天的讨论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辩论。洛阳代表着大唐，道统之所在；汴州代表着朱温，代表着篡逆，法统保守争议。
宰相们迎合郭威的心意，说天子在哪儿，神灵就在哪儿，跟洛阳不洛阳的没关系！于是郭威下令在汴州的南郊兴筑神坛，派宰相冯道前往洛阳，迎请皇家祖庙的牌位和社稷神的牌位。
如此大张旗鼓地“有事于南郊”，还有另一个目的：诱骗王殷到京师。“有事于南郊”的意义跟皇上的登基大典相差无几，一般来说，天下藩镇诸侯都要亲临现场，参与盛会。
在何福进呈献的王殷罪状中，郭威更关心的是他的“不臣”，而不是“不法”。即便没有“不臣”，也要关切是否有“不臣”的苗头或潜力。
比如，在黄河以北，军事调动或财政度支等，郭威必须使用正式的诏书才能生效，而王殷只需一句话。乍一看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似乎王殷只是在河北地区拥有了与皇帝一样的权力，其实不然。
因为诏书的颁布是对皇权的一种严格限制，皇上的真实意图在变成诏书的过程中，会打一定的折扣。一般来说，皇上想发布某个命令，要口述给翰林学士，然后由翰林院起草诏书，在这个过程中，翰林学士会对皇上的意图进行论证，如果他们认为有不妥之处，就会进行抗辩、修改，甚至拒绝起草。
比如李存勖当初想把后蜀君臣斩草除根，下诏杀王宗衍一行人。结果“一行”就被宦官私自改成了“一家”。
也就是说，如今在黄河以北，王殷不受任何约束，一言九鼎，而郭威则会受到层层限制。王殷在权威远远大于郭威。
这足以令郭威感到不安，但仅凭这一条，也不足以证明王殷心怀不轨，更不能成为诛杀王殷的理由。
所以郭威只是把王殷扣留在了汴州，任命他为京师内外巡检，留校察看。
如果此时的王殷能够明白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道理，交出权力，还可以保住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但王殷在觉察到来自郭威的杀气后，不仅没有认怂装乖，反而要与命运抗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