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急之下，李仁达再次改名为“李达”（避吴越王钱弘佐的讳），派使节前往吴越国，向吴越国表示称臣归附，并请求派兵援救。
史学家对李仁达的评价非常低，“阴阳反复，所至称臣，屡变名字……汉吕布、晋刘牢之视仁达为近之矣。”李仁达跟著名的“三姓家奴”吕布有一拼，典型的有奶就是娘，四处喊爹的狼崽子。
不仅是后世史学家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在当时就有很多人鄙视他的无耻行径，比如吴越国，李仁达可谓是声名狼藉，在接到他的称臣请求后，满朝文武几乎一致反对。
不久前，吴越国受建州王延政之邀南下，却在建州城外遭到王延政的反杀，让吴越国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有了上次建州之战的教训，吴越国大臣们对这次福州的邀请更加谨慎。
如果败了，那肯定是伤财惹气赔盘缠；可如果赢了，吴越国就能得到好处吗？李仁达向淮南称臣，结果还不是与淮南兵戎相见，危急时刻再向我吴越国求援，谁能保证我吴越国不是下一个淮南？不可不可，不可援助。
再者，淮南已经吞并了闽国五州之中的四州，只剩福州李仁达苟延残喘，且已经被攻克外城，陷落几乎已在旦夕之间，从军事角度上说，援助福州也是要面临极大困难的。
风险高，收益小，所以援助福州是笔赔钱的买卖，不能做。
然而关键时刻，一个叫水丘昭券的人发言了，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援助福州李仁达。
水丘昭券的境界更高、格局更大、眼光更加长远。正因为福州危在旦夕，所以我们才必须不惜代价，抗淮援闽！
在闽国的整个内战中，“江淮双雄”持续干涉，如今淮南已经控制了80%的闽国，唯有福州一城尚在抵抗，倘若福州沦陷，就意味着淮南独吞了整个闽国，同时也就是意味着吴越国变成了淮南的“国中之国”。在地图上看，吴越国的北、西、南三面都被淮南包围，仅有东面与大海相邻。这对于吴越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既然福州愿意抵抗，愿意充当抗淮的前线战场，我们出钱、出装备、出兵，也是值得的，毕竟仗要去别人家里打，庆功宴可以在自己家里喝。
另外，福州向我们称臣，先不管他是否有诚意，起码是向我们称臣归附了，而我们却见死不救，那么将来谁还愿意向我们称臣归附？吴越国将以什么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呢？
总之，水丘昭券“抗淮援闽”的主张与我们当初的抗美援朝有异曲同工之妙。
英雄所见略同，此时的吴越王是年仅18岁的钱弘佐，18岁的年龄血气方刚，正要施展拳脚干一番大事业。
钱弘佐像极了赤壁之战时的孙权，他的本意也是偏向于出兵抗淮援闽的，没想到朝堂之上群臣一片反对之声。正当钱弘佐生闷气的时候，水丘昭券的一席话正中下怀，再看水丘昭券舌战群儒、侃侃而谈，分析地头头是道，于是当即宣布道：
“唇亡齿寒，春秋大义，都不允许我们见死不救。我既然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如果连邻居的灾难都不能解除，还称什么‘元帅’？我意已决，抗淮援闽，再敢异议者——斩！”
于是派出三万大军，海陆齐发，驰援福州。
吴越援军的及时到来，为福州李仁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李仁达迫不及待地联合吴越援军对南城的淮南占领军发动反扑，结果失败，导致福州完全被包围，从此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络。形势更加严峻。
眼看福州的陷落只差临门一脚，淮南又分两批次大规模调兵派往前线，先是征调董思安、留从效；后征调信州刺史王建封。
在相持阶段，淮南军队反而讨不到便宜。淮南在福州前线的总司令是王崇文，但无论是“四凶”陈觉、冯延鲁、魏岑，还是降将留从效、“先登之功”王建封，都不听从王崇文的号令，各军各自为战，互相争抢功劳，人数虽众，却是一盘散沙，相互之间没有照应，将士之间也因此离心离德。
这场福州之战从946年的8月开始，到11月吴越国出兵，陷入僵局，淮南深陷福州泥淖，一直持续到了947年的3月。在此期间，耶律德光取得了第三次晋辽大战的胜利，入主汴州，后晋灭亡。
陈觉矫诏出兵，强行开团，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挑起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打乱了李璟联合契丹、夹攻后晋的既定方针，使得淮南错失染指中原的最佳时机。
然而淮南得到了什么呢？
淮南收获了大红大红的财政赤字。庞大的军费开支远超李璟的预算。
淮南的杜昌业曾在淮南做兵部尚书兼判省事，“判省事”就是负责政府的日常运转，可以接触到国家的账本，后来外放到江州做观察使，在946年11月被调入中央，任吏部尚书兼判省事。当杜昌业重新查阅相关档案时，当场摇头叹息，说我这才离开几年，国库竟然消耗了一半，这还了得！
福州战场刚刚转入僵持阶段，淮南的国库就消耗过半。“吞并闽国”给淮南带来的是包括巨额军费开支在内的管理成本，这是一项长期投资，短期来看是赔钱的。
关键就在于，淮南能否健康地挺过“短期”的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