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国内的疫情得到缓解，居民可以出街了时，钟文音接下了一部电影。不是大导演制作，而是一个名不见传的叫许天放的新人导演，对方到处在拉投资商和演员，可碍于初出茅庐、人微言轻，没有谁愿意跟他合作。
会给钟文音发微博私信，是他最后的尝试。她看了他发来的剧本，被深深地吸引。
剧本讲的是鄂尔多斯一个“三个孤儿”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上个世纪，内蒙古接收了来自上海的3000个孤儿。他们分散在内蒙各地，感受着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的省级划分的发展历程。
第一个是延安孤儿。赵卫国作为当时的学者，娶了个革命者的女儿木如兰。随着世界局势变化，二人无奈地经历着颠沛流离。他们生了三个女儿，当第三个女儿出生后，局势越发激烈动荡，似乎迎来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二人必须要从延安走了，但三个女儿是不容易带领的，他们这群人，不带孩子，比带着，对孩子更好。
像与他们同样路径走过的前辈一样，往北转移的过程中，他们把大女儿交给了当地一户居民。再往北走一些，又将二女儿送样给了当地居民。
等到进入更加险象莫测的内蒙时，他们将最小的女儿交给了当地蒙古族家庭收养。有人曾提议，南边那两家的地方，地主和反动分子较少，适合送养。而蒙地，有和白|色政权亲密的杨森扎布王爷在攻击他们这个群体，万一孩子被发现了渊源，凶多吉少。
但情况紧急，也就冒险将孩子交给了那户蒙古族家庭。
后来，毛主|席在□□城楼上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走向光明的革命者们无需再东躲西藏，开始体面起来。赵卫国和木如兰，也就是革命者的女儿，一起去寻找三个孩子的下落，希望重新接回来养育。
他们来到第一户人家，问当年的孩子在哪里，被告知，死了。
来到第二户人家，问孩子下落，那户人家支支吾吾，也说死了。
肝肠寸断的木如兰已经不敢想第三个孩子怎么样了，他们并不怪罪前两户人家，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口吃食都是无比昂贵的东西，就算他们不给孩子吃也不能怪罪。
是否还要找第三个孩子？既然要往北走，就找一下吧，他们这样想。
第三个孩子活着，蹦蹦跳跳地活在那个蒙古族家庭，木如兰喜极而泣，希望带走自己的小女儿。养育孩子的养父母却依依不舍，万般的说着好话想留下孩子来。孩子小白知道自己要被带走，哭闹不止。
最终，赵卫国和木如兰与养父母进行了长谈，首先表示不会带走孩子了。然后他们表达感谢，感谢蒙古族家庭将孩子视如己出、悉心照顾。并给他们说了前两个家庭将孩子养死了。
养父母中的女主人却这样对木如兰说：“天底下哪儿有不疼孩子的父母？你看我们才养了她多久，就这样舍不得，你们刚说要抱走的时候，我们十分难受，忍不住要给你们发脾气。同样想来，前两家肯定也很疼爱孩子，只不过怕你们把孩子带走，就故意说孩子已经死了，其实孩子肯定是被他们藏起来了。”
六十多年以后，赵卫国的三女儿小白已经成为年迈老人，她生活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和同样生活在这座城里的蒙古族老年人们并无二致，散着步，看着广场上的孩童们蹒跚学步。在她从小成长起来的地方，迎来令周围旗县艳羡的大投资、大发展、大倾斜。
这三个小故事串起来看，是个主旋律、且十分深沉的故事。革命战士的三个孩子被时代洪流裹挟推着往前走，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孤儿小白，她是寨子里出了名的调皮小孩，走到哪儿都要闯祸，经常有街坊邻居找上门算账，她的养父母明知道是她的错，仍然袒护她。
那个年代的人们都过得很艰苦，常常为温饱问题犯难，养父养母宁愿自己受苦受累，都不会让她受到丝毫生活上的苦。上小学时，农村学校中午不放学，父母怕她中午饿，每天都给她准备干粮去学校，而班里只有她跟两个学生有干粮吃。中学时，别人家的孩子步行十几里去塔拉壕乡上学，她则骑着父母给她买的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上下学，惹得同学羡慕不已。父母收养她时，皆年过半百，去世时，她才二十出头。
他们信藏传佛教，在养育小白的过程中自己建了一座庙。在他们位于家的方位，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天边东胜城的边缘时，养父母去世后，小白自己守着喇嘛庙进行祭祀，安静地生活着，一改从前的调皮捣蛋。
某一天，人们风传，在小白家周围的地下有煤炭，渐渐地风传被印证，穷了多少年的农民们第一次感受到煤炭的魔力。一辆又一辆载着煤老板的高级越野车前去拜访他们，希望买下他们脚下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
当问到小白的时候，小白说，不卖。
煤老板：“一千万。”
小白：“不卖。”
煤老板：“两千万。”
小白：“不卖。”
煤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