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就获得业内赞许。
熊希龄和文俊铎雄心勃勃，想要通过张之洞的关系，将醴陵窑新瓷上呈给光绪皇帝，以期拿到“官窑”身份，于是又精工细作烧制出第一窑“光绪戊申年制”款瓷器（俗称贡款），一共三百四十六件。
襄南瓷业制造公司先行安排人将这批瓷器送往京师，又担心品类不足，遂即又烧制第二窑“光绪戊申年制”釉下五彩瓷，一共五百四十九件。
天不假时。
光绪皇帝并没有看到醴陵窑瓷器，于光绪三十四年驾崩，随后，慈溪太后殂，朝廷自然没有心思讨论什么贡瓷。
宣统继位，原本他们还有机会的，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一年张之洞去世。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官窑梦，破灭。
不过，醴陵窑最终还是过了一把官窑的瘾——
虽然没能拿到官窑称号，可实话实说，当时精心烧制的醴陵“贡字款”两窑瓷器，确实能和景德镇一较高下。在此之后覆烧的宣统瓷，不好评价。
这三件醴陵釉下五彩瓷，只有这件牡丹纹笔洗，是贡款，也就是“光绪戊申年制”款，剩下两件中，笔架山是“大清宣统二年襄南瓷业公司”款，墨盒则是“襄南瓷业公司”款，质量就要差上不止一筹。
作为清末丝国瓷器中的一抹亮色，醴陵釉下五彩瓷，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贡款瓷，只烧制两窑，数量稀少，不少藏家非常喜欢这种带有强烈和式风格的醴陵瓷器。
还有五
件东西，也是书房杂件。
第一件是贴簧博古纹象牙裁纸刀。
裁纸刀究竟何时进入文人书房，成为一项单独文房用品，已不可考，但有一点很明确，古人书房裁纸，少用金属刀具，多为象牙、玳瑁、红木、玉石、牛角、竹子等质地坚固的材料，光泽柔和，不浮不嚣，锋芒内敛，有一种沉静优雅道的魅力。
这就是一把大开门的象牙裁纸刀，全长二十五公分，刀刃宽两公分，手柄部位贴簧，刀鞘为竹黄夹片，雕刻博古纹，雕工精湛，款为李流芳（明代诗人、书画家，安徽歙县人）。
算是一件不错的小极品。
第二件是一块方墨。
正方形，正面为花鸟图，图中描绘了杏树上栖息着一只禽鸟，神态生动逼真，图左下配以竹子，线条细腻，画面清丽动人。
背面鎏金完整，刻有乾隆的题诗：“绿竹高擎红杏花，文禽翩集一枝斜，能言何以无言好，默舞东风斗丽华。乙未（1775年）仲春下浣御题”。
另有“乾”“隆”篆书印二。
这是应该是一件清末民间仿制品，正品存于故宫，原为乾隆御题画诗墨套装中的一枚——五代后蜀黄筌的《杏花文禽图》诗墨。
虽然是仿制品，但墨靛精细，足以以假乱真，颇有收藏价值。
第三件是玉如意，清代嘉庆朝的老东西，半透明的蓝绿色独玉所制，质地细腻，近似翡翠，具有玻璃光泽，品质优良，也算独山玉中的极品。
第四件是清雍正粉彩博古纹方茶托。
粉彩是清廷继珐琅彩之后创烧的又一精品釉色瓷，它实际上是模仿珐琅彩而出现的一个品种。珐琅彩由于是外来釉料，材料成本极高，工匠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它不适合于普及。康熙晚期，景德镇的工匠利用粉彩的特性追求珐琅彩的效果，让它在民间普及起来。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则风靡大江南北。
这件雍正朝粉彩博古纹方茶托，器型不大，却是杜老所有藏品中，价值最高的一件。
第五件是一方铜炉。
当然不是宣德炉正品，而是落款为“云间胡文明男光宇制”的精铸铜胎鎏
花卉纹筒式炉。器型为圆筒式，口，筒腹，下呈云纹三足，敦实沉稳。
口沿、胫部边缘起弦纹两周，其内精作回字纹；腹部鱼子纹地，精作花卉纹一周，鎏装饰，雍容典雅。整器制范规整严谨，敦厚之中不失灵巧精致。
胡文明是明代晚期制铜高手，华亭人。《云间杂记》记载“郡西有胡文明者，按古式制彝、鼎、尊、卣之类，极精，价亦甚高，誓不传他姓。时礼帖称‘胡炉’，后亦珍之。”
胡光宇是胡文明的儿子，明末清初人，他的制铜手艺同样不凡。
胡家铜器有着特色鲜明、前所未有的独创风格，简单来说，就是反宣德炉——在宣德炉以来光素质实的风气下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錾刻锦纹作地，主纹鎏金，形成主地纹的强烈反差，以繁缛华丽的风格求得突破。
也因此有人认为胡炉“俗”。
事实上，这种香炉问世之后，非常受欢迎。
这件铜炉的款号很有意思，“云间胡文明男光宇制”。
为什么有“胡文明”，后面还加上“男光宇”三字？为什么不直接用“胡光宇制”？
马嘟嘟在2009年的《百家讲坛》一期节目中是这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