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三法司要不要调整，请陛下说明白些。”
“让老臣心里有底，方便三法司改制。”
不相信皇帝不调整地方三法司机构，袁可立询问道。
朱由检对地方三法司机构其实也有考虑，只是因为对地方事务不熟，不敢轻易决定。
此时袁可立愿意商量，他就试着说道：
“县级就暂时不动，仍旧由知县负责。”
“但是知县只能判决杖刑以下案件，徒刑、流刑案件要提交给法庭正式审判。”
“县级使用笞刑、杖刑致人死亡和残疾的，也要追究责任，不能让他们妄为。”
这是在限制知县权力，宋朝就规定知县只能判决杖刑以下罪犯，大明也规定犯徒流罪者、县里拟罪之后要提交给上级。
朱由检更进一步，明确规定知县没有审判徒流罪犯的权力。而且在实行笞刑、杖刑时也要注意，不能打死打残犯人，防止他们肆意使用刑罚残民害民。
袁可立对这点同样十分赞同，觉得应该限制知县权力，又问道：
“地方法庭应该如何设置？”
“是在提刑按察使司，还是在州府？”
朱由检想了一下，说道：
“府要设置法庭，由通判、推官负责。”
“州要分别看待，省直辖的直隶州按照下府对待，由判官负责。”
“府属州下辖五个县以上的，同样按照下府对待。低于五个县的暂时不变，按照县级对待。”
对大明省府州县的设置，朱由检实在头疼。
大明开国时撤销行省下面的路，改路为府、改行省为三司，直接管辖府州县，简化行政区划体系。
但是府州县作为遗留问题，即使在后来多有调整，仍旧不尽如人意。
大明知府是正四品，级别非常之高，只比按察使低一品，相比被朱由检降为正三品的布政使也只是低一品。
有的府地盘非常大，能有二三十个县。这些县全部由府直接管辖，显然管不过来。所以就有了从五品的州这一级，管辖一个到几个县。
例如河南开封府下面，就有郑州、禹州等属州，一共四州三十县。属于省府州县四级体系。
还有些州由布政司直辖，称为直隶州。属于省州县三级体系。
至于那些没有属州的府，自然属于省府县三级体系。
单看这个，似乎还能勉强接受，但是布政司、按察司又派出官员分司诸道，分管督粮道、提学道、分巡道、兵备道等道。
这些道，在朱由检看来就是后世省厅的作用。只是大明在太祖朱元璋的打造下，属于小政府模式，很多机构都没有设置，连地方转运衙门都没有，户部每年实际掌握的钱粮收入只有几百万。
权力最讨厌真空，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政府的责任又很多，天然就有救灾等义务，要求有相应的权力。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道的职责变得越来越多，把省里没有设置的机构责任接过来，权力越来越大。
后来演变至清朝，道就成了府的上级单位，几乎可以说是省道府州县五级体系。
雍正皇帝觉得这样实在是乱，把属州改为散州，不再辖县，只有直隶州才能辖县。变成了省府县、省府州、省州县共存的三级体系，稍稍遏制了地方行政区划复杂化的倾向。
但是这个做法，并没有完全扭转行政区划的复杂化，道级仍旧不可避免地成为地方行政区划。
后来民国推翻清朝，看这种乱糟糟的行政区划实在不顺眼，就有人提出把道府州都取消了，变成省县两级体系。
北洋政府因此废府存县、改州为县，各种古意盎然的州府称呼，自此成为历史。
但是一个省管辖数十上百个县，显然管不过来。再加上要分割地方军阀，北洋政府保留了道，变成省道县三级体系。
省道县这个体系没有维持多久，国民政府推翻北洋政府后，按照省县两级体系废除了道。后来发现不便，又设置行政督察区，仍旧称得上三级体系。
到了新中国，演变成省、地区、县。后来地区大多被改为地级市，变成省市县三级体系。
所以在朱由检心中，理想的地方行政区划自然是三级体系，这是之后的数百年历史所证明的。
只是如今朝廷机构的调整已经占据了他的绝大部分精力，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自然力所不及。
再加上如今天下已有乱象，地方行政机构调整如果出现问题，可能会带来极大灾难。
朱由检只能提前做些准备，把直隶州和五个县以上的属州，当成下府看待。这样以后把它们改为从四品甚至正五品的下府，就能少些阻力。
其余下辖一到四个县的属州，可以降州为县，直接由府管辖。把州都改为府或县，简化为省府县三级体系。
从皇帝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