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五日，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毕自严、董其昌，阁臣九卿一同与会。
这个变化，内阁大学士和九卿或许觉得没有什么，他们参加常参会议已经有些习惯了。
但是刚刚进京的毕自严、董其昌，却明显感觉到，这件事相比之前的改变。
两人明确认识到，京中传言的九卿地位提高，并非只是空话。大学士和九卿在当今皇帝眼中，是一样的地位。
这个发现，董其昌觉得没什么，他今年七十三岁了，精力早已不济，早就不抱升官做事的期望。来到京城是因为皇帝把袁可立起复，他要给老朋友支持。
毕自严却心中振奋，知道自己将来很可能成为户部尚书，成为朝堂重臣。
这种不同的心境，也和皇帝对他们的态度有关。
朱由检对董其昌很是礼遇，先是正式任命他担任吏部右侍郎，委任为逆案审判委员会委员，负责审判逆党。
又以他的字好，任命他担任日讲官，教授自己书法。
总之，在明面上很是礼遇，实权却没有多少，明显不够重视。
就连理论上应该由吏部侍郎负责的专督考课磨勘，都没有正式委任。
对毕自严就不一样了，先是正式任命他担任户部左侍郎，又让他在户部右侍郎翟凤翀、专督军饷侍郎李起元、专督钱法侍郎董应举进京前，负责相关事务——
可以说是把他实际上当成户部尚书，把户部的事情，完全交给他办。
旁边署理户部尚书的郭允厚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有些黯然。户部尚书这个九卿职位，他如何不想当下去。但是对大明的财政状况，他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退位让贤，从户部尚书上离任。
好在皇帝理解他的难处，没有过多苛责。让他担任专督仓场侍郎，明显还要使用。
只是由户部尚书降为侍郎，郭允厚觉得实在有点尴尬，感觉有些难以面对以前的下属官员。想提出换个部门，却又怕触怒皇帝——
能够继续任职已是开恩，他还想挑挑拣拣，那是什么道理？
不知道郭允厚的心事，朱由检让他介绍当前大明的财政状况，询问毕自严有什么办法。
毕自严知道皇帝用自己的目的，进京的路上就一直思考这件事。听到郭允厚的介绍后，立刻就上陈道：
“臣以为理财之要，在于收支平衡。”
“正供不足，取之加派；加派不足，取之捐助，又取之优免、工食等项。”
“长期如此，必然积弊丛生。”
朱由检抚掌赞叹，感觉说到了心里。
财政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收支平衡吗？
正税收不上来，附加税定得再多也是白搭。而且向能收税的地方加税，那是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理财的基础，就是要把税收上来。不能让地方肆意拖欠，不给朝廷缴税。
但是在传统上，催收租税又被视为恶政，不被文官提倡。
万历年间的南京户部尚书张孟男曾说：“臣以催科为职，臣得其职，而民病矣。”
曾经担任县令的公安派文人江盈科，还写过《催科》一文，开头就说：“为令之难，难于催科。催科与抚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济。”
官员都是这个认识，地方拖欠税收，那就更是常事。甚至他们都不会受到惩罚，而是会有贤名。
例如江盈科，常因催科不力而遭“长官詈骂”，但是在担任县令期间，却是贤名远播。后来升任吏部主事，被揭发“征赋不及格”后，也只是改任大理寺正。之后还升任户部员外郎，担任理财官员。
这样一个风气和制度下，哪个官员会尽力催科、满额收缴赋税？
别管地方官吏是不是吃得脑满肠肥，反正给朝廷的税款，那是要尽量拖欠的——
如果他们向朝廷缴纳赋税很积极，反而可能被骂。
按照朱由检让户部的粗略统计，地方拖欠朝廷的税款，大概五六百万。朝廷之前拖欠的九边欠饷，大概六七百万。
两者的差额，大约一百多万。如果地方能满额缴纳赋税，朝廷最多有一百多万财政缺口，根本不会累积出那么多欠饷。
所以朱由检就询问道：
“毕卿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税款收上来？”
毕自严当即说道：
“一是要核逋欠，确认各地拖欠的赋税，让他们限期上缴。”
“二是要征收屯粮，把朝廷掌握的屯田和官田核实，鼓励地方屯田，征收相应赋税。”
“三是要严考成，把缴纳赋税纳入官吏考核。”
“如此三管齐下，当能让地方缴纳更多赋税。”
这三个措施，都是传统上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是对官吏太严苛，提出来的人要被骂。
毕自严能不畏人言提出这些，让朱由检很是欣慰，看出了他勇于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