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相虽大义分明，却喜事而疏，再加上那几年天灾人祸不绝，委实可惜。”
白野来了兴趣，这李孟博将靖康以来的宰执喷了个遍，不知道又会怎么评价自家先生。
李孟博也不卖关子，语气稍显尊敬，“赵公谋国，鲜有疏漏，第一次为相，宋金局势不明，故而略显保守，却情有可原，如今再登相位，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
赵相执政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仇可复，此乃上上之国策，可惜，赵相不结朋党，孤身护国，恐难长久。”
白野很是惊讶，这就是原轨迹中，赵鼎败于秦桧的最大原因，“孟博兄既有如此见识，又为何不助家师一臂之力？”
李孟博摇头苦笑，“在下位卑言轻，又如何能够参与国事，非赵相不贤，非官家不明，利益勾结错综复杂，实乃有心无力。”
白野劝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秦桧党羽固然根深蒂固，可星星之火亦可燎原，若天下有识之士皆如孟博兄这般，只一句有心无力，又谈何中兴？各家自扫门前雪，这与懦夫何异呀？”
白野的话如同暮鼓晨钟在李孟博的耳边萦绕，口中喃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
起身震袖，行半师之礼，“这便是新学？请先生教我。”
白野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连忙扶住李孟博的双手，“济世救民乃我辈读书人之本分，何来教与不教，你我一同探讨即可。”
待李孟博重新落座，白野一手指天，“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功到成处，是有德，事到济处，是有理，方为天理。
天，未有只言片语，却滋养万物以生，这便是事功，富民强国不在口舌，而在躬体力行，知行合一方得事功。
即便你孟博兄胸中韬略如海，却知而未行，又谈何安民济世。”
李孟博面有愧色，再次起身行礼，“荀子天问还能这般解读，躬体力行，知行合一，受教了。”
事功对于行政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官员可以贪，也可以私德有亏，前提是有功到成处。
一个清官，一个道德圣人，如果没有让治下的百姓得到好处，要他又有什么用呢。
一个贪官，如果每月能让百姓多赚10文钱，而他自己贪了90文，那也是个好官，当然，要是能少贪，甚至不贪是最好。
对于百姓而言，最忌讳的无谓清廉或贪腐，而在不作为，既不作为，又贪婪成性，就该挫骨扬灰。
两宋300余年，学派以数十上百记，范仲淹的高平学派，周敦颐的濂溪学派，张载的横渠学派，欧阳修的庐陵学派，王安石的荆公新学等等等等。
中华文化三次到达巅峰，一为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二是两宋的儒道佛三教合流，第三次则是民国时期，中西方文化上的碰撞。
理越辩越明，技越磨越精。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我之才不如探花郎多矣，然孟博兄之所为，亦叫人遗憾。”
白野暗自叹息，也许这就是后世人经常说的读书人的傲慢吧，说的头头是道，可要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又一言难尽。
白野喜欢范仲淹，喜欢王安石，喜欢苏轼，因为他们无论境遇如何，都在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对比陆游，却只在伤春悲秋，空有才学而不曾作为，不能什么事都赖大环境吧...
当然，现在的务观是极好的，不能再好了。
俄国著名的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凡在理论上必须争论的一切，那就干脆用现实生活的实践来解决。
教员也曾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了深刻的论述和发挥。
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发现问题，首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而不是正在查，不清楚，没听说，会关注，如果属实，严肃处理，举一反三...
空话套话成了领导的艺术，这是百姓最大的悲哀。
“东家，东家！”一道清脆的童声恰巧打破了堂内的低压。
白野朝院内望去，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双手扶着头顶上的竹篮，篮子里是满满的桑葚。
“见过东家，见过主母。”孩子的小脸红扑扑的，与白野赵颖行礼，因为弯腰，还掉出几颗，想去捡又不敢伸手。
“桑果熟了啊。”白野笑着接过竹篮交给赵颖，“阿婆身体可还好？”
孩子挠挠头，“好着哩，就是...就是时常念叨着，东家什么时候再去家里做客，可是阿婆也说，东家是做大事的人，可忙。”
白野问阿九要了20文铜钱递给孩子，“把钱拿着，回去告诉阿婆，等得了闲，我就去。”
孩子连忙摆手，“不能要，不能要，果子本就是园里摘的，阿婆知晓了会骂铁柱的。”
这就是去年那刘家阿婆的孙子，刘铁柱，和辛弃疾的儿子同名...
当初还在摇篮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