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七章 儒法之争
话说长安大族杜畿之子杜恕杜务伯，自小就学习音律，竟然在讲经大会上拔得头筹。郑玄首谈《乐经》，对杜恕中规中矩的回答，虽然表示满意，但仍有不足之意。
《乐经》其实重点不是音乐的节奏或者韵律，而是音乐中饱含的深意。可惜除了音韵流传，音乐中包含的人生至理，却被秦始皇一把火烧成了灰。所以杜恕不敢发挥，使答案虽然准确，却干巴巴令人觉得无趣。可包含天下至理的上古音乐，岂能又是如此无趣的？
杜恕的小篆名字上了白板，杜氏家族拔得头筹，一向稳重的族长杜畿也忍不住捻须微笑。旁边的卫氏家族族长卫觊不甘人后，扫了身后子侄一眼，露出不满的神色。
郑玄等大家重新安静下来，继续讲经道：“《乐》之初生，实因《易》而起。《易经》乃是万经之首，玄奥异常，吾虽穷尽一生亦无法研究透彻。《易经》之中，包含了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社会、人群所有关联、感应、律动、和谐等现象和规律，只有《乐经》能够将它形象地感性地体现出来。”
郑玄这番话娓娓道来，眼中露出希冀的光晕，似乎是想一眼看透宇宙奥秘，流连着对神秘大自然的向往和崇拜。只有陈龙知道，古人从来没有弄明白过宇宙到底是什么，只有无穷的想象才能让经学在天地间驰骋。简单说，一切还都靠猜的阶段，难免神神秘秘、故弄玄虚。
陈龙对儒学经典，虽然说不上反感，但按照后世的经验来看，治国当然还是需要法律和制度，只有依法治国才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对于此刻的郑玄讲经来说，陈龙本就只准备混个比武招亲的资格，并不准备在这里和郑玄辩论。
而自春秋战国开始，当时流传的法家推崇的，当然不是后世所指的法律条文治国，而是依靠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来使君王获得霸权，主张的是君主集权。如果说儒学是以德治国，法家就是以权治国。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在影响君王方面远远超过了儒家和道家，用刑德赏罚二柄，用权势、权术、法令三策来控制臣下，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法家的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史称韩非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直到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即今天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开始强力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混合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郑玄的第二题，就在这种希冀之中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声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于文，故谓之音。是故，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吾今欲问天下士人，以《易》《乐》佐于礼，会如何？以《易》《乐》发乎情，又会如何？以《易》《乐》沐于身，又会如何？以《易》《乐》考于心灵，又会如何？”
这一道题，却是提问给全体士子，以答案优者为优胜。随从迅速将问题用白绢手书出来，传到外面院中，几个胆大的士子，立刻踊跃作答，一时间大门外唱和之声四起，秩序稍微有一些混乱。随从挑了几个觉得答案尚可的，随手记下答案和姓名，准备交给郑玄过目。
大堂之内，郑玄自然还是等着世家子弟们勇敢站起来，自愿回答。说实话这段话陈龙听的五迷三道，根本没搞懂是什么意思，当下不敢站起来回答，最终还是在卫觊的眼光威逼下，一个怯生生的少年从卫觊身后站起，显然是卫氏家族子弟，不过十五六岁青涩少年，行礼后勉强回答道：“小子卫瓘卫伯玉试答。以《易》《乐》佐于...礼，则天下纲常有序；以《易》《乐》发乎情，则夫妻父子有伦常；以《易》《乐》沐于身，则.....身心健康舒泰；以《易》《乐》.......”说到这里，抬眼紧张的看了眼父亲卫觊，显然把后面的问题已经忘掉了。
卫觊见爱子出丑，没有像人家杜恕那样出彩，不由重重哼了一声，郑玄的声音传来道：“弱冠少年，能有如此见地，已经不错了。卫伯觎有子如此，足见家学渊源。”卫觊见郑玄如此夸奖，脸色才稍稍好看了一些。但郑玄没有示意在白板上写上卫瓘的名字，卫觊当然明白儿子的实力稍差一筹。
郑玄眼睛看向其它人，见一直无人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