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帮狄胖子收税，他就肯定能放过排帮呢？
吴宁给丘神绩解释了起来。
这里面有三层意思。
其一，大唐的商贸往来远不及后世的宋朝。无论是规模，还是官方的重视程度，都没法和两宋去比。
所以，在商税的重视程度，还有细节上，更没法和两宋去比。
之前说过，大唐的商税实行的是一刀切政策，收过税和住税，槽运亦是如此。
也就是说，别管你是海上，还是江上来的，是人扛，还是马拉，过州交钱，按价取税。
简单直接，相对不算发达的大唐商业，很符合民情。
但是，用今天的话说，越是简单的规则，越容易产生漏洞。
过税制度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没法真正的做到公平。
朝廷可以在每个州郡要道上设卡收税，它却没办法在河道、海面上拦船收取。
也就是说，走陆路运输的商货过一州收一次税。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穿过几个州就交几次税，不断累积。最后拉高成本。
而走水路的呢？
不管你是多远，哪怕是从广州走海上，进运河一直运到长安城下，那也只用在长安交一次过税。
也不是朝廷不想多收，实在是这里面能钻的空子太多。
就算是严查，可是如果商家多个心眼，沿途在哪个州买通官府出个假路条，那广州到长安的船立马就能变成从汴州、洛阳到长安的船了，一样是交很少的过税。
朝廷也没办法，又不想因为极小的商业规模去改变税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槽运逃税。
不得不说，隋炀帝杨广把国家都掏空了，才建立起来的南北水利工程，却是让大唐的这些圣君明主用糟蹋了。大运河和江淮航路只让他们当成了利民工程，却反倒拉低了财政收入。
这或许也是当黄土高原水土资源破坏、大运河堵塞之后，宁可将国都一再东迁，也不想着疏通运河，使之彻底荒废的原因之一吧？
而长安，自周而起，历经周、秦、汉、隋，却从唐朝之后，再也没能成为华夏的真正政治中心。
话说回来，排帮现在掌握着两千里长江航路，从益州始，途经眉山、乐山、宜宾、泸州、渝州、峡州、荆州、岳州。
如果这一路由排帮代为收税，从货物上船开始就有排帮盯着，过几州就交几州的税，想逃都逃不了。
狄胖子有拒绝的理由吗？
这是其一。
其二，排帮说是江匪路霸，可是，什么叫江匪路霸啊？
不服王法，对抗朝廷，杀人放火，那才叫江匪路霸。
可是，如果排帮都开始帮着朝廷收税了，还叫不服王法吗？还要对抗朝廷吗？
我都服从官府管制了，那你就不能再管我叫江匪路霸了吧？
自然而然，排帮就洗白了，狄胖子也就没有了剿灭排帮的理由。
其三和第一点有些关联。
那就是，增加槽运成本，对整体的经济环境十分有利。
槽运成本低，这一点毋庸置疑。从人工成本的角度看，是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
可是，这个低，也得是有限度的，绝对不能太低。
就像当下这样，不但人工成本低，而且过税收取又能一逃再逃的情况，其实是灾难性的，对大唐本就微末的经济体系有着破坏性的摧毁。
打个比方
就拿房州来说，多山少田，致使房州的粮食供应不能实现自给自足。
就算是下山坳这种有地的村子，去城中买粮也是常态。
那城里的粮米是哪儿来的呢？
有三条途经
一是从北面的关陇产粮之地而来。
二是从巴蜀翻越大山而来。
三是江南、江淮、荆湖平原的粮米，走水路一直运到襄州，再从襄州的丹江口上岸运到房州。
这三条粮道，乍一看去最麻烦、成本最高的应该是第三个。最远的，要江南万里之遥而来，还要陆路转运。
可实际上呢？
错了！房州卖的粮都是江南的粮米。
从关陇来的粮只能走陆路，要过十几个州郡，一个州收一次过税，三十取一。十多个州，不算路耗，单是过税一项就就要交粮价的三到四成。
巴蜀平原的粮虽说不用穿这么多的州，可是要翻越大山，人工成本又太高太高。
只有江南的粮，就算是万里之遥，槽运也只交一次的过税，致使成本比其它两路的低上不是一星半点。
这就使得关陇、巴蜀的粮米在房州根本没法和江南粮米竞争，整个房州的粮价皆被扬州商人掌控。
这不但对房州民生不是什么好事，换一个角度去看，假如关陇米粮除了房州无处可卖呢？
事实上，就是无处可卖。关垄粮不能南下，只得东进。
可是，向东就是长安，已经有水路直达，依旧是江南米的天下。
关垄竞争不过，只得积压或者赔钱贱卖。
对于关垄农户来说，丰收了，有粮却无钱，甚至赔钱，那还不如不种。依旧和那些土地贫瘠地区的家户一样，时刻面临破产。
破产就要质押土地，所以历朝历代，中原和西北地区虽然也是产粮大户，资源颇丰，但却一直是土地兼并最最严重、最迅速的地区，也是农民生活最困苦、最容易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而江南却不一样，有粮、有盐、有丝茶，最重要的是，江南有通达天下的槽运网络。
从汉朝以后，这个地方就没穷过。
它有绝对的竞争力，谁也拼不过它。
总之，这第三条很隐晦，吴老九要不是前世接触金融，专门研究过这个，他也想不到。
可是，这第三条却是比前两条重要得多。
以狄胖子的聪明才智，应该也看得出来。
退一万步，就算他看不出来，甚至连前两点都不答应，一心想弄死排帮。
但是，这事一但传到武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