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观点的角度来考虑，维克托对宣传鼓动部门这次主导发起的，全联盟范围内的思想整顿工作，是秉持着支持和赞成态度的，没错，在他看来，这种目的为思想纠偏的运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尽管联盟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但整体经济的发展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类似德国这种欧洲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最重要的是，联盟的经济只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其发展水平不均衡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其实，对于苏联这种地缘广阔的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必然的特征，包括维克托前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而且不是短期内所能够克服的。
在经过了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之后，联盟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山以西以及乌克兰等地区，而在乌拉尔山以东，包括远东、西伯利亚等地在内的广大地区，落后与贫穷还是当地的主旋律。
而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联盟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却成为了最先被摧毁的地区，在随后几年的战争中，为了将战场坚持下去，联盟的征兵部门从贫困落后的东部地区征召了大量的兵员，并将他们持续不断的投入到西线的战场。
就这样，随着战线接连不断的向西推进，并最终推进到柏林，那些从联盟东部贫困地区招募来的年轻人，见到了欧洲，尤其是类似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这类经济发达国家的繁华，用一句俗套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见识到了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
这种视野上的开拓，必然会对年轻人的心态、思想造成很大的冲击，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他们的信念，为此，维克托才会认为宣传鼓动部主导的这次思想整顿行动是很有必要的。
再有，从文化、文艺界的角度来看，在过去几年的战争时期，联盟对外的主要政策，还是集中力量反法西斯，同时，与英美等西方盟国保持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文艺界在创作工作中，必然会倡导某种偏向西方的文化主题。
现在，随着战争的结束，联盟的对外政策已经发生了转变，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从过去的友好，转向了有所保留的对抗，如此一来，过去文化、文艺界的那种主旋律基调，自然也需要随之转变了。
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因为视野和认知的缺陷，人们的思想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出转变的，就像在目前的文化、文艺界，就是有人在崇拜西方社会的文化元素，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他们的这种崇拜情绪，又渗透到了他们的作品里，因此，要想杜绝这种现象，一场有针对性的思想整顿运动，自然也就势在必行了。
总而言之吧，这场全联盟范围内的思想整顿运动，的确是很有必要的，对此，维克托也不会否认。
可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或许是日丹诺夫同志本人的问题，又或者是下面类似科莫沃斯基这种人制造的问题，宣传鼓动部在思想整顿的工作中，正在逐渐走偏，他们显然是将这次的思想纠偏运动，当做了打击异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历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卡累利阿地区存在，在联盟的其它地方同样存在。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文化与生活》杂志上，对文化、文艺界亲西方思维的批判，正在转向对世界主义的尖锐批判。
当然，维克托同样也不认同“世界主义”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思想，在他看来，国际、民族这些属性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标签，再考虑到肤色等明显的外在因素，除非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变为世界主义者，否则的话，一个人亦或是一群人的世界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像宣传鼓动部所批判的那样，一部分人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对本国家的冷漠，一个人如果不能优先服务于自己的国家，那么他的行为与叛徒就没有什么两样了。试想一下，一名世界主义者如果进入了联盟的科技部门，那么他们是不是会将部门中的重要技术资料泄露给外国间谍？毕竟他们是世界主义者嘛。
是的，维克托也不认同世界主义这种思想，他也赞同宣传鼓动部对这种思维的批判，但问题在于，宣传鼓动部门的批判显然过界了，或者说，他们搞混了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区别，搞混了反世界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的区别，其造成的后果，就是打击面的扩大化。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罗科索夫斯基同志都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有人在质疑一个问题，即类似罗科索夫斯基这样一个波兰人，有没有资格佩戴苏联红军的“元帅星”，他会不会为了波兰人的利益，而出卖了联盟的利益。当然，罗科索夫斯基所面临的局面还不是个例，在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库西宁同志也遭遇了同样的麻烦。
维克托对联盟内部存在的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抱有极大的敌意和警惕，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他对斯大林同志所推动的民族迁徙政策是持赞成态度的，如果可能的话，他更希望将所有的民族分离倾向都扼杀在摇篮里，不给它们留下一丝生机。
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分辨不清的话，就会带来工作上的巨大失误，就像宣传鼓动部现在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们在宣传口上所体现出来的做派，已经不是单纯的反世界主义了，而是正在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