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中，对政治斗争的概括是相当复杂的，不管是方式还是类型，亦或是战略、策略，都能让人滔滔不绝的谈论上个几天几夜，为什么？因为政治这种东西，自从人类社会成型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了，而政治斗争则是随着政治的出现而出现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向前，人类社会中的政治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政治斗争同样也越来越复杂。
但不管政治和政治斗争如何发展，何等复杂，以寻求消灭政治对手的肉体为目的的斗争形式，都是最残酷和最尖锐化的，也是最容易将局部的政治斗争扩大到全局范围内的选项，挑起这种形式的政治斗争很容易，但要想将它平息掉，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很显然，不论是什么人，试图将国家暴力机器引入政治斗争领域，都是在寻求消灭政治对手的肉体，而发展到这种局面的政治斗争，都会引发一系列难以预估的后果，这便是维克托过去严格限制对内情报局涉入政治斗争的最根本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从国家机构的性质来看，军队也好，国家安全机构也罢，凡是能够使用暴力的国家机构，其本质是什么？毫无疑问，它是国家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来对被统治阶级实施暴力的机构，换句话说，国家是有阶级性的，而暴力机构同样也是阶级性的。
那么联盟领导核心内的政治斗争是什么性质？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吗？答案当然应该选择不是，那只是同志之间因为不同政见而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带有阶级性，这种斗争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在这种同志间的争论中，引入带有阶级性的国家暴力机构，那么其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将原本属于同志间的矛盾，变为阶级对立性的矛盾；将原本可以调和的矛盾，变成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将原本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的矛盾，扩大为布尔什维克党内两大，甚至是若干集团之间的矛盾。
它会对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造成分裂，从而给整个党，整个联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在三十年代中后期的肃反扩大化斗争中，已经得到过证明了。
过去，尽管维克托与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站在同一个阵营内，但在库兹涅佐夫同志与贝利亚同志的矛盾问题上，他其实是秉持着中立立场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对贝利亚同志谋求掌控国家安全机构这件事，其实是心存不满的，他也担心贝利亚同志会将国家安全机构视作一种斗争工具，将其应用在打击政敌的方向上。
所以，在库兹涅佐夫同志寻求掌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时候，他其实是秉持了一个默许的态度，他旁观了阿巴库莫夫的上位，并且以暗示的方式，劝解贝利亚同志接受了现实。
但是谁又能想到，库兹涅佐夫同志还没能掌控住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局呢，就已经开始考虑用对内情报局作为工具，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了。
对内情报局认为“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存在着反对苏维埃、反对联盟的活动”，那么他们真正寻求打击的目标是什么人？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内专门负责战斗机设计工作的战斗机试验部部长柯切特可夫，还是过去几年中一直在负责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技术测量工作，此前不久才晋升为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赫鲁尼切夫？
在维克托看来，这两位同志绝对技术型的同志，都是联盟航空科技领域的瑰宝，前者可以说是联盟喷气式飞机领域的执牛耳者，后者则是联盟当下喷气式飞机发展领域的带头人，保证他们的工作不受干扰，对联盟的航空技术发展来说，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尽管维克托不负责航空工业部的相关工作，可他也知道如今航空工业部所进行的工作有多么重要，选在这个时候对其进行调查，可能会引来如何严重的后果。
当然，考虑到现实的情况，对内情报局所针对的人，很可能不是类似柯切特可夫、赫鲁尼切夫他们这样的人，毕竟他们这些搞技术工作的人，对政治斗争的参与度不高，更不可能参与到库兹涅佐夫同志那个层次的政治斗争，但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他们想要置身事外，完全不受影响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至于说对内情报局针对的是什么人，这一点维克托都不用去想就能猜到，很显然，他们所针对的就是沙胡林和马林科夫两位同志，这应该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牵连其中的人，都只是牺牲品，或者说，是用来将沙胡林和马林科夫两位同志拖下水的工具。
维克托并不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人，其实，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人也走不到他今天这一步，所以，在政治斗争这种事情上，使用一些出格的手段，他也不是接受不了，但像库兹涅佐夫这样的做法，他是真的难以认同的，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也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
坐在办公桌前思考了片刻，维克托显然是下定了决心，他看了看书房角落里的落地钟。
此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服务人员应该已经把晚餐准备好了。
沉默了片刻，他伸手将桌上的黑色电话拿过来，拿起听筒，摇动了话柄。
电话很快接通，听筒内传来接线生温柔的声音，维克托说道：“给我接马林科夫同志的办公室。”
在斯大林同志前往索契度假之后，依旧留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