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接到电话比较晚的缘故，在赶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人中，维克托要算是来的比较迟的一个了，当他赶到日丹诺夫同志病房外的时候，走廊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全都是来自联盟核心领导层的人，其中包括了莫洛托夫、安德烈耶夫、马林科夫等人，今天下午刚刚见过面的苏斯洛夫同志也在。
说一句不太恰当但却非常实际的话，今晚聚集在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从日丹诺夫同志病逝中获益了，而那些未曾获益甚至是蒙受了损失的人，现在还没有赶过来。但不管是谁获益谁受损，日丹诺夫同志病逝这种事，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此，现场的气氛非常凝重，每个人在交谈的时候，都尽可能的压低声音。
穿过走廊，维克托径直走到聚拢起来的人群边上，他率先凑到马林科夫同志身边，先同对方打了个招呼，随即便问道：“什么时候的事情？”
“医生说是一点四十七分，”马林科夫下意识的看了看手表，说道，“差不多四十分钟之前。”
维克托点点头，又问道：“死因明确了吗？”
马林科夫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作为联盟的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同志病逝对于全联盟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因此，后续需要安排的工作也有很多，而就当下来说，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准备好明天需要随报刊发布出去的讣告，同时，外事部门还要做好与各国使节就此事打交道的准备。
而具体到维克托的身上，他作为中央国际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组建者、领导者之一，随着日丹诺夫同志的去世，他所需要抓紧时间安排的工作也非常多，尤其是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中，没有了主持全面工作的日丹诺夫同志，维克托就必须顶上去。除此之外，中央国际部中的一系列事务，恐怕也需要做出调整了。
因为斯大林同志没有过来的缘故，有关讣告以及治丧委员会组建的事情，到场的人都不好直接拿主意，这也是联盟在缺少了日丹诺夫同志之后，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缺陷：斯大林同志的绝对权威，导致了中央决策层的权力失衡，当日丹诺夫同志这位党内第二号人物还健在的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他可以替代斯大林同志做出决策。而现在日丹诺夫同志不在了，斯大林同志又不在场，就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拿主意了。
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状况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在联盟的核心领导层内，除了斯大林同志和日丹诺夫同志之外，剩余的人在个人的魄力和决断能力方面，都存在着问题。
至于维克托，他现在毕竟还没有正式进入书记处和组织局，因此，在今天这种场合下，他也是没有权力做出任何决策的。
从不到两点钟开始，一直守候到凌晨四点钟，在整整两个小时里，陆陆续续还有人赶过来，而作为日丹诺夫同志曾经的亲信，沃兹涅先斯基与库兹涅佐夫两人，是在三点一刻的时候赶到的，随后，政治局到场的几位委员，也终于就治丧委员会与讣告等问题，列出了若干个方案。这些方案要在明天早上第一时间交给斯大林同志，并由他确定最终的选项。
有关讣告的问题，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在报纸上刊登一则新闻，缅怀一下日丹诺夫同志的生平就完事的。这其中，还包括了给与日丹诺夫同志什么样的人生评价，是否要为他举办国葬，要向哪些国家的政府直接发出消息，并邀请各国什么级别的领导人前来莫斯科等等，一系列的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就像邀请各国领导人来参加葬礼这件事，日丹诺夫同志是联盟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是此前确定了的斯大林同志的接班人，那么按照礼节，各个国家派遣来莫斯科出席葬礼的人，应该也是相应国家内的第二号人物。而各国来访的要员抵达莫斯科之后，联盟又将安排什么人负责接待呢？同样是按照国际礼节，负责出面接待的人，也应该是联盟的第二号人物，换句话说，这个负责出面接待各国要员的人，很可能就会是联盟内部日丹诺夫同志的继任者。
至于治丧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也不是谁都能进的去的，包括谁出面为日丹诺夫同志抬棺，如何站位等等，这里面都是有讲究的，其向外释放的政治信号，会在全联盟范围内受到关注，甚至也会在国际上引发一连串的揣测——如今的联盟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国家了，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莫斯科出现的每一次政治波动，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定层次的波动。
凌晨四点半钟，在日丹诺夫同志病房内待了几乎一整晚的专家组医生们，终于出现在走廊里，保健局局长戈沃罗夫同志，向政治局的委员们接受了专家组会诊之后得出的结果，按照戈沃罗夫同志的说法，日丹诺夫同志的死因就是高血压引发了复杂的心血管疾病，当初他入院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病症。
听了戈沃罗夫的介绍，维克托的心里多少有些唏嘘，其实，在他重生前的那个时空里，要了日丹诺夫同志命的这个病，并非不能医治的，说白了，这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心血管阻塞，大不了做个支架或是药物球囊什么的就行了，可是在这个年代里，即便是身份地位达到了戈沃罗夫这个层次的人，也没办法得到有效的救治。
在专家组撤走之后，医院的走廊内再次恢复了安静。维克托找了个空着的排椅坐下，背靠着椅背，迷迷糊糊的打了个盹。
等到他再次醒来的时候，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