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强调意识形态的联盟来说，经济领域内所涉及到一系列问题，都是很严肃、很关键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点，即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建设联盟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可以看作是世界观，而发展联盟经济的手段就可以看作是方法论，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关键性，可以想见，作为方法论的经济手段，自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之前曾经提到过，在联盟建设的过程中，仅在经济学领域，便存在着若干种完全不同，甚至是立场对立的经济学观点，这些经济学观点彼此争论，彼此批判，都认为对方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错误的，而自己一方的才是正确的，是富有前景的。
而总和各类观点之间的根本差异，其实可以将分析归结为一点，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是否还在起作用。
沃兹涅先斯基始终认为，在联盟的经济领域内，价值规律仍旧应该发挥作用，在宏观经济领域，应该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解生产和分配，而不是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也就是以计划的方式来安排社会生产。沃兹涅先斯基强调物质刺激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鼓励以物资刺激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推崇以利润的多寡来评价企业生产的效率。
在维克托重生之前的那个世界里，这样的经济学观点差不多已经成了举世公认的了，单纯的计划型经济发展模式，早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摒弃了，除了朝鲜那样的封闭国度之外，这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没有了市场。
但是在如今这个年月里，说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学说是叛逆都毫不夸张，因此，当他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发表了那篇《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就直接将其评价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说他试图“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斯大林同志给出的这种评价可不是闹着玩的，在当时联盟的政治氛围下，沃兹涅先斯基没有被直接拉出去墙壁，已经算是他的运气足够好了，当然，这也与他的能力确实出众有关系，日丹诺夫同志不讲道理的护着他，才让他逃过了一劫。
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学方面的观点和立场，也没有丝毫的改变，相反，他在这条路上似乎走得越来越远了。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沃兹涅先斯基在日丹诺夫同志的举荐下，顺利出任联盟的国家计委主席，成为了联盟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在此期间，他已经开始在联盟某些地区，有限度推动他那一套经济观点了。
比如说，在东部，尤其是远东地区，以提高工人薪水的方式来吸引劳动力东进，就是最先由他所提出来的，这条政策从根子上说，就是以“物质刺激的方式来协调生产”。
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上搞的那一套，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相反，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在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联盟内部批评、反对他的人一直都有很多，这些人普遍的观点，就是说他在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在搞修正主义。
但实话实说，战后的联盟情况比较特殊，整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损失太惨重了，与此同时，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联盟内外交困，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联盟在经济方面的工作显然只有一个主旋律，那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联盟的战后重建工作，并在同样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联盟的整体经济。而联盟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下来的，尽管在经济大方针上，联盟没有采纳沃兹涅先斯基的建议，但五年计划中的很多内容，却都是由其制订并确立下来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联盟急需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方面的才能，逆转当时那种糟糕的经济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沃兹涅先斯基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诸多的批评，但莫斯科的权力核心仍旧对他委以重用，因为当时莫斯科权力核心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联盟当时的主要矛盾并不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在经济领域——近乎全毁的国民经济与战后人们渴望改善生活的夙愿，已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得到缓和的话，联盟的局势就会出现动荡。
所以说，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沃兹涅先斯基之所以能够安全的走到今天，不仅仅是因为背后有着日丹诺夫同志的支持，还因为他的存在符合了联盟时下的需求。
后续出现的局面，显然证明了莫斯科决策者们的明智，从一九四六年确立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联盟的这个五年计划已经初步完成了，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在某些工业领域，生产和技术水平甚至超越了战前。在遭遇了战后连续两年的农业歉收之后，在进入四八年的这一年里，联盟的中央产粮区喜获丰收，国家终于在粮食问题上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一切都是成绩，而要说这些成绩都是由沃兹涅先斯基和他所领导的国家计委带来的，那委实是夸张了点，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沃兹涅先斯基是功不可没的，他为联盟战后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联盟崛起于废墟的英雄。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矛盾的论述是精辟到位的，那句“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评述，能够将很多问题分析透彻。
就像前面所说的，战后初期联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意识形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