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归是这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所说的不均，不仅仅是和身边的人做对比，还要同所有可以接触到的人相对比。
在卫国战争之前，联盟在国际上是孤立的，再加上当时的通讯手段有限，苏联人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更不知道西方国家的人，尤其是美国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也谈不上不满，毕竟在缺乏对比的情况下，人们对生活现状是产生不了不满的，即便有不如意的地方，人们也只会选择忍耐，并且对那份艰辛习以为常。
但是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联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接触开始变得密切，尤其是随着苏联红军向德国境内推进，大批红军战士接触到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认识到了联盟与西方国家之间在物质生活领域内的差距，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大批的苏联人开拓了眼界，并学会了放眼看世界。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联盟所展开的有意识的广播宣传，使得越来越多的苏联人逐渐认识到，粮食和消费品短缺的生活，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至少在西方国家，人们的生活状态并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广播宣传中所渲染的联盟在制度上的优越性，其实并没有人们所想像的那般美好。
人们在诉求上的提升，反映到社会领域，便使得联盟社会中潜在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并最终给莫斯科中央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批类似日丹诺夫这样的，具备基层工作经历，并对基层工作和基层矛盾有足够了解的国家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了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隐晦且谨慎的行动。
就以日丹诺夫同志为例，他在一九四六年刚刚回到莫斯科，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的时候，便公开表示：为了苏维埃的伟大事业，联盟人民长期以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联盟已经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因此，苏联人民有权要求迅速的改善生活条件，而这就要求联盟工业生产迅速转移到和平时期的产品生产中去。国家必须用卫国战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热情，着手扩大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以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
回溯过去几年的历史，在卫国战争后的初期，联盟内部出现了若干种经济发展战略思想，而日丹诺夫同志的主张，就是在那个时期迅速发展成型的。
而经济发展战略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经济发展战略往往与政治、外交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路线，是保持着高度一致的，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理论体系。
日丹诺夫同志的战略理论体系，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其建立和建成，同样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在战后初期的几年里，日丹诺夫同志在对待苏美关系的问题上，曾经建议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保持基本友好的关系，以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他甚至认为在某种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中也有可能实行有限度的计划经济，为此，他不建议在东欧的各个国家中，强制性的推行联盟所奉行的斯大林模式。也正因为如此，当初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才能够在列宁格勒受到超规格的款待。
其实说到底，列宁格勒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以日丹诺夫同志的主张为蓝本的，列宁格勒的党政干部在工作思路上，也一直受着日丹诺夫同志的影响。
而按照格布斯金的说法，日丹诺夫同志的思想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显然是受到了来自沃兹涅先斯基的重大影响，因此，日丹诺夫同志的经济主张中，自然也融汇了大量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主张，在过去几年中，列宁格勒所走的路线，所采取的措施，其实都是对沃兹涅先斯基经济主张的践行，考虑到这一层层的关系，当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列宁格勒展开大规模调查的时候，沃兹涅先斯基的无动于衷，其实等同于是对列宁格勒的背叛，当然，也是对日丹诺夫同志的背叛。
毫无疑问，对沃兹涅先斯基，格布斯金是心存怨念的，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列宁格勒的诸多党员干部中，与格布斯金抱有同样想法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不过，维克托并不关心这些，甚至可以说，他对这份怨念是乐见其成的，毕竟这对他进一步掌握列宁格勒的局势，是大有助益的。
现如今，维克托真正关心的，还是列宁格勒的实际工作，而在务虚方面，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对日丹诺夫同志那一套理论体系的继承——是的，维克托希望能够继承日丹诺夫同志所奉行的那一套理论体系，而这种继承并不是毫无甄别的原样照搬，他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列宁格勒是一个州，但全州范围内的主要工作，还是集中在列宁格勒市的，尤其是与文化相关的具体工作。维克托今天之所以同格布斯金会面，并拉着对方来河边散步、谈心，就是为了将整顿列宁格勒市文化工作，调整文化氛围的相关工作安排下去。
维克托刚刚就任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不久，州市两级党委的具体工作还没有捋顺，人事关系更是来不及做出调整，因此，在对列宁格勒的文化工作进行调整的时候，依旧需要借助市委、市苏维埃执委会原来的干部体系，而考虑到列宁格勒党员干部们原来的立场和观点，维克托并不确定他的意志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推行，所以，他决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