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板大王控制的大头蚁东北部地区，是相对比较偏僻贫瘠的地区。
与对岸不同，大河对岸的铺道蚁蛮国境内，大河沿岸是肥沃的土地，出产丰富。而大河的南岸却是以岩石滩涂为主，杂草丛生，出产较少。只有「临水城」附近稍微丰饶一些，所以每年铺道蚁蛮国的南征都要先攻克「临水城」作为基地。
因为贫瘠，东北地区的这十七座副巢大多都是中小规模都副巢，蚁口加在一起也就六七万左右，现在四万最精壮的蚂蚁都被拉入了古板大王的军队，这个军民比例约为2:3，放在人类世界，已经都不只是涸泽而渔了，简直是闻所未闻。
相比较之下，人类世界的军民比例要低得多，往往低于1:100，上限是1:6，极端情况下也不超过1:3。
仅以常备军计，中国明朝的时候是1:200左右；清朝开国时期大约有一亿人口，军力为二十万八旗军和六十万绿营兵，军民比例大约为1:100；而到了清末，不算临时募兵，正规军大约还是这个数目，可人口已经有四亿，军民比1:400。
一般而言，封建制度的国家，经济越发达军民比例越小。这是因为社会制度发展会促进社会分工，非农业人口会不断增长。而古代的军队招兵不仅需要大量资源供应，还会影响经济生产进而影响赋税。
简单计算一下可以发现，1个正规军人起码要配1个后勤人员，起码要1个平民劳作供应这两人的吃穿用度，算是3个壮丁，所以1:3是军民比例的极限。考虑到国家的其他赋税需要，1:6就是一个实际上的极限。
而古典****国家和游牧民族由于是“全民皆兵”，才能够接近1:3的极限比例。
古希腊城邦雅典能做到全民皆兵，因为雅典人主要赋税来源是海洋贸易和银矿开采，赋税收益较农业高的多。雅典人没有多少常备军，他们的公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职业军人，雅典独立的根本保证就是所有公民保卫国家。但这也不意味着其军民比例就是1:1，不考虑公民平时并不脱产的因素，就单纯把全部公民都计入军队，我们也会发现，古雅典有着大量非公民的奴隶和外国人，他们从事生产却不能当兵，所以古雅典的战时军民比例也不会高于1:3。
古雅典的这种公民兵制度不只是古希腊独有，秦朝这个中国最早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也实行过，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也几乎都是这种耕战结合的政策。
所以先秦时期，创造了长期高军民比例的极限。以当时各诸侯国数百万的人口规模，动不动就是数十万大军间的决战，军民比例可想而知。
但这种高比例无法持久，秦朝灭亡也和关中子弟全当兵了，国家赋税枯竭有关。
最终，在东西方历史中，这种古典的“全民皆兵”最终都被少数常备军所取代。对此，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一书中有分析：
“一个国家(民族)武装部队的规模则依其人口和生产力的规模而定。在古代，大多数人口都是从事农业生产，以供养他们自己，并生产一些剩余供给只占人口很少一部分的商人、工匠、僧侣和官员。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只能保持一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武装。即使当国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货币经济时，原始的税收、财政和银行系统仍难以使货币快速增长。只是到了相对现代化的时代，政府才有了税收、微小的储备银行和货币铸造，才能够转移占国家产值较大比例的财力支持战争。在古代，甚至这些机构也不能筹措多少财力，因为那么多的人仅能维持生存水平，所以没有什么剩余用于战争。即使是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的罗马帝国，也只能保持少于其人口数量1%的武装部队。
由于既缺乏现实资源也缺乏财政资源，所以民兵成为普遍的兵员系统。在民兵系统下，部分或全部自由男性都有到武装部队服役一定时间的义务。通常，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费用武装自己，考虑到这点，政府可能会免除其一定的税负。一些民兵经过训练，也通常是用大部分时间训练基本技能；而其他的民兵，则缺少战斗技能乃至专门的武器，比如，一些民兵就是将农业工具作为武器。虽然有时民兵是对职业士兵的补充，但经常的是由他们构成政府的整个武装部队。
（全民皆兵制度下的）民兵具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在和平时期费用非常低廉；但低效能则抵消了它的低消耗。希腊人长期依靠民兵，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拥有与其强大对手波斯人所拥有的职业军队同样数量的军队。罗马人一开始也依靠民兵，但同希腊人一样，他们发现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专业军队不仅更有效能，而且也更重要。再者，民兵不能从事长时间的战争，甚至是一次较长时间的战役，因为他们必须返回民间职业。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提供庞大的民兵，但只能提供一段很短的时期。当战争持续时间较长时，一支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始终保持武装的职业军队，就具有明显的优点了。即使是不进行连绵不断战争的政府，也可能比较喜欢职业军队，因为这样可以使其公民只承担税收，而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