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后，起初叶菀和黄雯维持着通信，分享一些心事。
从和平，到内战，再到和平。
后来是黄雯这边杳无消息。有将近十年多的时间，叶菀徒劳焦急地在大洋对岸留意着祖国的动静。
听说有饿死人。听说有整死人。也听说有人飞黄腾达，好风凭借力，送他上青云。
但叶菀深知，自己的挚友，是不去攀那股好风的——黄雯她过于善良。过于善良，又过于直爽。
“过于”是以叶菀的谨慎性格衡量出的结果。远隔万里，叶菀日常为黄雯担心。
她其实有更多理由担心夏天和，因为北大清华南开，无论他身在哪一所，都是风暴的中心。而他又是个愤世嫉俗的古人君子，还在联大时，他便已经因为跟学阀作对而受尽排挤贬谪。他过于理想主义，有太多看不惯的东西。就像打扫卫生方面的洁癖一样，他对国家抱有干净的希冀，无法容忍污垢，更何况眼下这全国范围的荒唐闹剧。
但叶菀仿佛将他忘了。
一九六六年春，有联大的同学从日本转机来美，说起许多旧老师旧同窗的现状，叶菀问了许多黄雯的事。同学没有提起夏天和，她就没有问。
不敢。
这年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而且就算知道了，她能做什么。
于是她躲避，避免在任何时刻想起他。
七七年春，冰消雪融，严寒有所松动，叶菀便着急托关系，发越洋电报，到处打听黄雯的下落。
联大毕业的大学生，多半，是要吃大大小小的苦头。她祈祷黄雯只需要吃些小苦。
约莫大半年之后，总算知道是作为知青下放到山东某处农村改造。
山东，农村。如果刚好是曹垣在的地方，就好了。叶菀想。
七八年，这时春风真正开始席卷华夏大地，终于能和黄雯恢复通信，叶菀很激动，事无巨细写了很多问候的话。
雯，你有没有吃苦，管知青的领导是谁，什么背景，有没有为难你，你身体怎么样，现在做什么工作，收入如何，小刘情况好吗，有孩子了吗，孩子还好吗，有没有机会读书？附信有一张几百美元的汇单，另约她找时间见面。
几个月后，黄雯的回信来了，很简短。
大概一些苦处，不是薄薄一张纸所能承担，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
约了几次才见成，如此蹉跎了两三年。
黄雯几次推托。叶菀虽然是主动邀约的一方，其实心里也隐隐抗拒见面。
相隔太久，太远。
隔着太平洋，隔着十年，十年里天翻地覆，物是人非，不是“变化”两字可以概括。
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勇气去面对变化，承受变化。
对方可能还和从前一样，也可能和从前截然不同，但无论哪种，重逢的喜悦里都必然夹杂着巨大的悲伤。
总算到了八零年，叶菀在某个县招待所里，攥着手绢，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地等，等到远远一个小个子微胖的女人走过来，干净簇新的花格子衬衫，绿色笔挺的军裤，打了褐色鞋油的小皮鞋。旧年相似的齐耳短发，别着一个草绿色塑料发夹，脸胖乎乎的，颜色晒得黑了些，但是红润。
与上次分别时判若两人。
她受了苦。受了她不该受的苦。
虽然能历劫重逢已经是万幸，虽然看得出黄雯经济还好，身体也健康，虽然见面前心里甚至有过更糟糕的预期，见了真人，叶菀还是被眼前人的模样刺得眼角一阵酸痛。
那么美好的女孩，对她来说那么珍贵的女孩，值得全世界所有善待的女孩，竟然在这片她热爱的土地上，受了苦。
黄雯看着穿旗袍的叶菀，迟迟不敢相认。
招待所里的这个叶菀，与当年靛花巷里的叶菀，穿的都是旗袍。却又不像是同一个人。
五官似乎没有大变，她亦同当年一样不喜化妆，但神情却变作如此陌生的——锋利。黄雯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只从脑海中拾得这么一个词。
她不知道美国曾盛行麦卡锡主义，曾如何迫害与中国大陆相关的华人。但她从叶菀的脸上读出，她过去的日子也绝非平静如水。
是什么将一个目光向来柔软的人，磋磨得如此……像穿了几百斤盔甲，像个在荆棘丛中长起来的刺猬。虽然刺猬见了她便立刻放倒了所有的刺，但刺猬仍是刺猬。
沧海桑田，把相依长大的一高一矮两朵小花，一朵打磨成了圆滑的石子，一朵打磨成了带刺的蒺藜。
黄雯走到近前，顿住，叶菀也不敢迎上去。太久分别，重逢是一直盼着的，到真正来临时，反倒因太多未知而令人生出隐隐的恐惧。
直到两人的面部表情一点点松开，一点点退化，退化成三四十年前在联大、在靛花巷时的样子，才各自迈一步上前，两手握上两手，两人相望着笑，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