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小，这里的大人们既没有秘密，也没有梦想，人人都是三点一线，男人们肩上扛着妻儿讨生活，女人们多数在大厦崩塌之后在家里做些勉强维系一日三餐的活计，贫富的差异在学生们的身上就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廉价的校服包裹着的是一颗颗年轻而脆弱敏感的心，也许只有那身并不合身、质地粗糙的校服在别人恣意张扬的青春里为他们保留了一抹亮色，家庭的拮据与否，从鞋子的品牌、款式和新旧程度就可见一斑。
学校里家庭条件极好的学生，脚上踩的多数是些的大品牌，钩子或者三道杠是他们互相攀比的时尚单品，多数学生穿的都是国产品牌的运动鞋，好一些的和那些奢侈的鞋子一样轻便柔软，而差一些的，无非就是浓重的胶皮味儿、闷不透气，外面臭，里面也臭。
家境最差的，是穿劳保鞋的学生，一般的鞋店里甚至不会售卖这种极其廉价又无比耐穿的鞋子，只有在五金店里，零零散散地用麻绳一双一双地捆着和雨靴、胶皮手套这样的劳动用品摆放在一起。劳保鞋通常只有一种款式，军绿色的，鞋面是一层厚实的帆布，从两侧到鞋底都是用绿色的胶皮直接封死，样子粗糙，味道刺鼻，父亲厂子里做活的工人们穿的都是这种鞋子，八块钱，一份盖浇饭的价格就能买到这样一双结实、耐穿的鞋子。
陈瑞泽，就是一个穿劳保鞋的男孩。
读初中时，马佳佳并不认识陈瑞泽，其实原因很简单，陈瑞泽作为矿工家属，小学和初中都是在矿区的学校读书的，那时矿区发展得像一场盛大的庆典，面积、配套设施和周边建筑迅速地膨胀，甚至用极高的年薪从市区的公立学校里挖走了不少优秀的老师，曾经一度创下100%升学率的纪录，但那时还没人知道，狂澜既倒，大厦将倾，所有依附矿区而存在的人和物，也随着矿区的枯竭而迅速衰败了。
认识陈瑞泽的时候，正是中考后的暑假，大批的煤矿工人失业后重新涌入小小的城区，他们支起各种各样的摊位勉强撑起难以为继的生活，其中就包括陈瑞泽的父母，或许是时运不济，本来，陈家爸爸一人下矿赚得的钱是能使这个三口之家不至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但矿场把工人们遣散之后，陈家爸爸生了一场大病，花了许多的钱在省城的大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后保住了命，可自那以后年纪轻轻地走起路来就已经不灵便了，他就是拖着这样的身子，每天晚上十二点就骑着三轮车出发去郊区的蔬菜批发市场上货，别的商贩可以凌晨两点开车去，可因为没钱，陈家爸爸和陈家妈妈就两个人骑两辆三轮车，比别人早出发两个小时，还要比别人多往返一次，才勉强抵得上别人货物的三分之一，无论风霜，无论雨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日如此。
赚来的辛苦钱只是在口袋里短暂停留，每一分钱都有它的最终的去处，每个月固定地还一部分治病时欠下的外债，又把脚蹬三轮车换成了电动三轮车，陈家妈妈心疼自己的男人冬天冻裂的面颊，两口子咬了咬牙又贷款买了一辆厢式小货车，日子总算是看到点希望了，但手头的拮据，仍时刻使他们感到生活的窘迫。
“其实他们夫妻俩最大的希望就在陈瑞泽身上。”从市场回来，正在择菜的母亲对马佳佳这样说道。
第一次和陈瑞泽讲话，就是在陈家父母的菜摊前。
陈家妈妈在摊位前张罗着卖菜，陈家爸爸和陈瑞泽坐在小板凳上，在货堆里清理着小山一样的蔬菜，把烂叶黄叶择掉，该剥皮的剥皮，该去根的去根，用细细的麻绳捆起来摞得整整齐齐，再用一个小小的喷壶给新鲜的蔬菜洒上水。
一家三口，做起活来是一样的细致，很多人都愿意来他们的摊位前买菜，其中就有马佳佳和她的母亲。
位于老城区中心的菜市场面积很大，逛起来很是考验脚力，市场大门的入口处几十年如一日地支着一个卖糖葫芦的摊位，每个周末陪母亲来买菜，她都习惯买一支去核的糖葫芦边走边吃。
热情的陈家妈妈和母亲攀谈着，骄傲地说起自己今年刚考上重点高中的儿子，母亲和马佳佳同时顺着陈家妈妈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个清瘦的男孩正埋头做着手上的活儿。
他在择一把绿油油的韭菜，软得像烂泥一样的坏叶被仔细地挑出来，新鲜的菜叶拢在一起，一捆一捆地过称，，他低着头，看不清脸，头发短短的，有些泛黄，穿着普通的白棉布T恤，洗得有些薄了，黑色的长裤，一双人字拖，两条细细的白净胳膊从袖管里伸出来，和那双黑黑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母亲不住地称赞陈家妈妈有这样能干又懂事的儿子，又扭头让马佳佳和男孩打个招呼：“开了学你们就是同学了，还有可能分在一个班级里呢！”
马佳佳向来很听母亲的话，她上前一步轻轻摆了摆手。
陈家妈妈赶忙称赞起马佳佳的乖巧听话，又把陈瑞泽几步拖到马佳佳面前：“瑞泽，这是你未来的高中同学，人家也考上了重点高中呢！和你一样聪明！看！多好的小姑娘啊！”
两人面对面地站着，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