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点。你说，要不要讨伏丽仙作婆娘？”
李跃文看了看伏丽仙，满脸通红，憋得像是快要下蛋的小母鸡，“呵呵”笑着，一个劲傻笑。
而伏丽仙倒是大大方方。她盯着李跃文，道：
“要是人家愿意，我没说的。”
卡点有人趁热打铁，给两人倒了酒，端到两人面前：
“来，男人不表态就喝酒。喝了交杯酒，我们今晚在场的所有人给你们作证，证明你俩是合法夫妻！”
众人的撺掇中，两人谁也没有敢伸手接酒。
一场起哄，成了两人的第一次相识。
经过这一晚，李跃文心里多出了一个伏丽仙。
他所在卡点的工作，要么集伴外出巡查，要么去路过值守。巡查隔几天才有一次。不巡查的时候，人人呆在堵点，不能回家。他们轮流着出一人，去守着公路的限行杆，限行杆叫停了过路车辆，检查车上是否藏匿烟叶。检查通过，放下限行杆放行，再等着下一辆车子过往。
不管是否值守，卡点有一规矩，人人守在道班，不能回家。
道班的宿舍成了牢笼。牢笼里的人像是精神病院的病人，全蜷缩在不大的宿舍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困了的，或躺或坐，打发着空虚。日子久了，人人变得百无聊奈。
伏丽仙则不一样。身为道班的一员，领导老赵将道班的公路分了段，每人各领一段，真正做到了“公路道班、各管一段”。没有突击性工作时，人人天亮后起床，扛上锄头，拿上镰刀，走在自己的路段里，巡视路面、路肩。遇到路面需要补修的，回道班报告老赵请上面配下经费修整；路肩的毁损，比如塌方和长了杂草，则成了他们每天一成不变的工作。她得用上不离手的锄头、镰刀，去修整小型的塌方、铲除路边杂草。
为了每天的工作，她会早起，与不远处田地里干活的村民无二。工作的性质，成了典型的“早上迎太阳、晚上送星星、月亮”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顿玩笑式的晚饭，成了李跃文接近伏丽仙的来头。他有意无意地跟着她，去和她去巡查的路段，和她来一次近距离接触。只要是她孤身一人，他不时出现，手勤脚快地帮她干一些体力活。
李跃文的到来，伏丽仙没有拒绝。
她对他有好感。以她刚满十八岁的年纪，干着和路打交道的活，无声无语。要是无人跟她说说说话，一起干干活，她会怀疑自己是否成了哑巴？
多了李跃文，她嘴角始终向上翘着，脸上挂着笑。
李跃文搭话，她更多的是点头、摇头；话不多说，手里始终不离开她的锄头和镰刀。能用肢体语言的，她不用嘴。
天气的炎热和需要出汗的力气活，她说不了话。就这样一个女孩，李跃文能感受得到她的心事，却又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和伏丽仙相比，李跃文多了一个更为精明的大脑。
跟着伏丽仙，他显示了他内向的性格背后，有着不一样的过人之处。
他是学财经的，以他的专业，能精确地知道哪些路边的水沟该清理、什么样的杂草该铲除，甚至哪种路面该修补。道班工作，他了如于胸，不用再问伏丽仙。
收工时，两人走回了道班。
进了道班，伏丽仙要做的，是去找老赵打卡。
伏丽仙要忙着交工具回仓库，来不及打卡，李跃文抢先一步，代她把路段编号报了。对于当天处理的路段长度，他不假思索，脱口报出，甚至连伏丽仙给他的记录，都不用看一眼。
没有李跃文，伏丽仙一个人变得孤单。
她不知在走了多少回的几公里路上走了多少遍？脚下的路，跟她一样不声不响。
她是顶父亲的班进的道班。算起来，她在家里还有两个哥哥、一位姐姐。为哥哥们在下海湖捕鱼洒脱惯了，不愿意进道班；她的姐姐会读书，想通过考大学来出人头地。她年龄不中招工年龄，为了她，父亲只有为她瞒报了岁数，让她大了几岁，这才进了道班，成了道班的一员，而且是全公路局里各道班最年轻的女工。
接下来，一成不变的养路护路，需要的是力气。她以一个农村女孩的韧劲，硬是咬牙顶上了。她和一帮大老爷们一样，照例走到乡间公路，日复一日地养路、护路。时到今日，两年过去，她成了一个标准的养护工人。类似清理崩塌土石方、铺设沥青路面这样的体力活，她不在话下。
她以一名工人的身份，站到了男人们的面前，从一个弱不经风的小女孩，变得粗声大气，身材壮实。和粗声大气的男人们站到一起，毫不逊色。
变化最大的，是她的体型。不缀的劳动，再加上吝力气，她的手脚变得粗大，整个人像发酵的馒头，下身则像磨盘一样圆滚。如此体型，与她十八岁的年纪极不相称；同样，和秀气瘦弱的李跃文站到了一起，如同营养过剩的人遇到了一个营养不良的人，多了反差。
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