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茹争流带着一兜子烙饼回到学校。
隔了一个春节，大伙普遍胖了两圈，每个人精神头都很足，脸上放着光。
张蕾拿出黏豆包给大家分：“我奶奶亲手做的，红豆馅儿，尝尝，都尝尝。”
茹争流也把烙饼的纸包打开摊在桌上：“一起吃，我妈自己做的，我妈是个大厨。”
齐明玉：“我也带了……”
“等下！”王欢欢连忙制止她，“你先等一下，大家都克制一下！我也带了，但我们得留点储备粮，别在现在吃得高兴过两天连炒三丁都抢不到。”
大伙纷纷点头称是，称赞王欢欢，还是老大，有战略思维。
第二学期，大家对大学生活已经比较熟悉，他们原以为这学期或许可以轻松一些，没想到相应的课程难度也升级了，每天还是跟打仗似的。
比如看电影，上学期大礼堂经常放的是近些年或者近期过审的国产电影——他们可以毫不心虚地说，现在能过审的每一部国产电影在没有全国上映之前他们都能看到。
到了第一学期最后两个月，礼堂已经开始放映目前最新的好莱坞电影。这在当时可真是件时髦事，普通观众很少有机会在电影院看到好莱坞电影，因此，刚开始学生们也都对观看好莱坞电影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每天都要跑去大礼堂抢最好的位置，晚上回到宿舍还兴高采烈地聊电影。
随着专业学习的不断深入和阅片量急速增加，他们从六七十年代的好莱坞看到了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渐渐对好莱坞电影失去了兴趣，甚至已经开始有些厌恶那些一成不变的套路。
学校精准把握了他们的学习进度，开始引导他们接触苏联解冻电影、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这些电影对当时从未见过这种表达方式的学生来说极具冲击力，他们头一次发现电影原来还可以这样拍。
学生们刚放松没多久的神经再次绷紧，进入新的疯魔状态。
这时候，他们也遇到了新的问题：这些电影的拷贝在当时非常少见和珍贵，学校把它们放在设施完备的资料馆中储存，按照规定，只能在资料馆附带的放映厅放映。
但是资料馆在城里，就是他们当初报名那个地方，这也是中京电影学院近十年来唯一成功保留下来的学校资产了，领导把资料馆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学生们为了能看到城里资料馆的电影，那真是绞尽脑汁，和学校来回拉锯多次，最终形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学校调整课程，所有课程都在下午五点半以前结束，放学后，三辆班车就要载着老师们回城，班车在资料馆新增了一个接驳点，这样下课之后学生就能挤进老师的班车里，搭着班车进城看电影。
行程约45分钟，他们大概在6:30左右到达资料馆，电影一般放两场，结束在11:30左右，结束之后，班车再多跑一趟，把他们送回学校。
这样虽然辛苦，但学生为了能看到大师们的作品，还是骂骂咧咧抢班车，没有谁愿意放弃这些难得的机会。
要是下午最后一节有课，那下了课就是5:20，班车5:30就要开动，根本没有吃饭的时间。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跑到食堂抓起一个馒头往书包里一塞，跑着去赶班车。
三辆班车已经坐了老师们，哪还装得下这么多学生，后来学校又给他们加了辆大巴，还是不够，只能拼命往里塞，一个一个就跟贴饼子似的，比早高峰不差什么，就这去晚了也没位置，只好眼睁睁看着车开走。
资料馆的放映室地方也不大，原本有那种一排一排可以翻转的木椅子，为了方便学生，学校索性把椅子全拆了，在门外给他们放了一片小马扎，这样就能多塞进去三分之一的人。没吃饭的那些，往往在大伙闹哄哄进场的时候掏出馒头来啃几口，要是噎得慌，就去对过厕所门口水管那儿捧口水喝。
等灯一关，电影一开场，什么渴呀、饿呀、挤呀，都忘记了，大伙分成一团一团，各自团结在某个摄影系同学身边——因为他们身怀神器：学校发的135相机，要是遇到了特别好的构图画面和人物肖像，就赶快让有照相机的人拍下来，回去再冲洗出来留作资料。
11:30左右电影结束，坐班车回学校要45分钟，等回到寝室已经是第2天凌晨。就这样，他们还兴致勃勃为了某个故事、情节、光影、镜头表达而争论，有时候竟一直争论到早上，在去上课的路上还争论不休。
要说年轻就是年轻，在这样高强度地学习下，学生们精力还那么旺盛。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们，展开了全世界所有这个年龄段人类都会进行的一项经典活动：求爱。
追求齐明玉的男生，那简直能从她们宿舍门口排到教学楼。
她走在路上，隔三岔五就要碰到个男生递纸条。
上大课从来不用抢座位，一定会有人先把前后两张桌子并在一块儿，看到她要进教室门再拉开，这样齐明玉找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