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怡说：“有修养的人戴的是瑞士名表，家里摆的是古董，是名画，你说修养和挣钱是不是一回事？”
孙浩文说：“那不叫修养，那叫显摆。”
王佳怡说：“有本事你也显摆啊！”
孙浩文说：“我是没本事，我也不显摆，我就想踏踏实实过好小日子。什么名表、古董、名画，给谁看呢？表不就是用来看时间的吗？什么表不能看啊，干嘛非要名表？”
王佳怡说：“你这就叫穷人思维。”
孙浩文说：“我本来就是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能在北京有份稳定的好工作，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王佳怡说：“现在谁不在想办法多挣钱啊？你还生活在小农意识里，不觉得可耻吗？”
孙浩文说：“我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我能在北京扎根，没靠过任何人，现在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有什么可耻的？”
王佳怡说：“你不靠任何人？这房子，是谁付的首付？”
这话又一次戳伤了孙浩文的自尊心，他一脸屈辱，愤然地看着王佳怡。
王佳怡也在盯着他，鄙视的神情中夹杂着些许怜悯，孙浩文毕竟是自己心爱的男人，她怎么能忍心这么伤害他？但为了让孙浩文能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男人，她脸上的怜悯成分渐渐退却了，只剩下了鄙视。
男人最痛恨什么？最痛恨女人对他们的鄙视。女人的鄙视，是对男人尊严的践踏；女人的鄙视，是对男人能力的否定。但此时的孙浩文，明知自己受到了鄙视，明知自己的尊严被践踏，明知自己的能力被否定，却无力还击，只能默默忍受。
王佳怡说：“咱们裸婚，借款买房，这都没什么。但咱们不能安于现状啊，为了孩子的未来，咱们必须得想办法多挣钱，换大房子。”
话题又扯回到孩子、票子和房子，麻醉没用，必须面对现实——残酷的现实。
孙浩文说：“我会卖力工作，多挣钱，尽可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但是，我不能辞去现在的工作。外企，挣的多，但不稳定。我更不可能辞职去开公司，我的性格不适合做生意，而且现在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万一做砸了，咱们的日子，不更难了吗？”
在厨房洗碗的浩文妈一直竖着耳朵听着他们的交谈，把碗洗完后，她走了过来。
浩文妈说：“是啊，佳怡，俺的儿俺了解，没把握的事，他不会去做。开公司，开不好，倒闭了，那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王佳怡说：“不要孩子，怎么都好说。想要孩子，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根本不行。别人的孩子上好学校，咱们的孩子凭什么去差学校？别人家的孩子吃好的，玩好的，咱们就能忍心让他在一边看着吗？将来，人家的孩子出国留学，咱们拿不出学费，就眼睁睁看着他错失机会吗？没有能力为孩子的成长、成才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环境，就没有资格做父母。”
任丽和黄贺奇在外面玩到很晚才有说有笑地一起回家，进屋后，发现气氛不对，贺奇爸和贺奇妈坐在客厅里，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们。
任丽和黄贺奇心有灵犀，不想发生冲突，蹑手蹑脚地往自己的卧室里走。
贺奇妈厉声道：“站住！”
二人急忙站住，皮笑肉不笑地转过脸看着贺奇妈。
黄贺奇说：“妈，这么晚了，您还没睡？”
任丽说：“是啊，电视也没开。”
贺奇妈说：“我今天啊，要跟你们谈谈健康的问题。”
黄贺奇说：“健康？我和丽丽都很健康，刚跳舞回来，跳了两个多小时。要是不健康，能行吗？”
贺奇妈退休前是机关干部，很擅长在大会小会上发言，此时，她把在部门开会的劲头拿了出来，说：“健康的意义可不仅仅是个人身体健康那么简单，健康还包含着家庭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尤其是家庭健康。家庭健康了，家庭成员才能安心做事。所以，家庭健康也是社会健康的基础。家庭是什么？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细胞都健康了，社会这个大的有机体才会健康。所以，在健康问题上，家庭健康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任丽问：“妈，您到底要说什么？咱们家不挺好吗？怎么不健康了？”
贺奇爸说：“你妈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孩子，家庭就不稳固，就不健康。因为外面的诱惑太多，年轻人容易迷失方向。”
黄贺奇说：“天都这么晚了，政治课，咱改天上行吗？”
贺奇妈说：“不行！你们要不好好领悟，今儿晚就甭想睡！”
黄贺奇说：“我跳了两个多小时的舞，都累了……”
贺奇妈说：“有工夫出去跳舞，就没工夫养孩子？像你们这样不养孩子的，那就是潜藏在社会中的不稳定份子。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我有责任铲除你们这种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有害思想！”
黄贺奇说：“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