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
刘钰来淮南不是巡查垦荒，而是来查办私盐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和垦荒公司有争执的场商，顿时就慌了。
因为……阜宁也在黄河南边，距离这边并不远。
他们知道刘钰是真敢杀人的，而且会“网罗罪名”去杀人。
虽然那些煮盐的灶户、灶丁还在外面斗争，而这些场商却已经准备投降了。
只要他们投降，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或者说，剩下的事，至少理论上可以算作“依法办案”了。
也就是说，只要这些场商选择了投降，那么刘钰理论上就可以出动军队了。
这里面的纠葛，就要从大宋建炎二年扒黄河大堤开始，再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建立了严苛的灶户制度，再到商品经济发展这种严苛的人身控制制度撑不住了说起了。
范仲淹修范公堤，不会闲着没事干，在距离大海百余里的地方修。
黄河南迁，海岸线不断东移，这是整个的地理大背景。
然后还需要知道两个背景。
第一：淮南煮盐，不是用海水，而是用淤泥地的盐。靠的是大海海潮上涨，盐润土地，再把土地里的盐用草灰富集，用水溶化再煮。
第二：这些草荡，不是耕地，所有灶户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这两个背景之下，有些事的出现几乎就是必然的。
明朝前期，控制力还算不错，灶户作为国家的“佃户”，煮盐。
每个灶户都有自己的草场——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和耕地不一样，这些煮盐地的所有权是归属朝廷的。
海岸线不断东移，能够煮盐的淤土也不断东移，浸润泥滩的海潮，在明朝开国时候使使劲儿能冲到范公堤，而现在除非有风暴潮天灾，否则得多大的劲儿能冲一百多里？
所以，明朝的灶户体制下，不谈什么小生产者是生产力低下之类，只说最基本的东西。
海岸不断东迁，需要一个强力的政府，每隔一段时间考察海岸东迁的情况，然后将灶户也一并东迁，重新划分煮盐的燃料草场。
比如说，甲这个灶户，这几年发现，自己场内的淤土已经没办法煮盐了。而海岸不断东迁，东边也长出来荒草芦苇地了。
要注意，如果这时候，甲这个灶户不经朝廷允许，就去东边煮盐，这叫“私煎”，是私盐，是犯罪。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非常强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一个非常强力的基层官僚机构，通过每隔几年一次的统计，由朝廷的核算部门重新划定每一个盐户的迁徙。
所以……所以，这一套东西，是必然要崩的。
大明要是有这样的行政能力，别说一个萨尔浒了，二十场萨尔浒也打得起。
因为没有这样的行政能力，而盐又是国家运转所必须维持的。
这种情况下，商人阶层就会必然出现，由商人组织盐的生产。
换句话说，就是由商人的资本，消灭小盐户小生产制度，虽然生产力上没有革新技术，但调整后的生产关系是可以维系盐的产量的。
由商人的逐利性，战胜了朝廷统计和分配的滞后性。
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其实不合法、但实际上大家都默认其合法”的特殊群体。
比如说，海岸东移，在朝廷盐户草荡范围之外的一些草场，这里其实比被海岸线甩在身后的原来盐场更适合煮盐。
那么，商人出资，承包这一片草荡，然后他们煮盐生产。
每隔一段时间，朝廷这边考察盐场，需要“升荡”——也就是，将原本非盐户草荡而无主草荡，升格为有煮盐价值、并且课税价值的草荡——的时候，盐商会非常主动的缴税。
因为，如果他们不交税，那么他们就是搞私盐。
而如果他们交了税……要搞私盐，一定不能全搞私盐，那是没事找事作死。必须要有官盐生产许可，至于私下里搞多少私煎，这就叫掺在一起浑水摸鱼，最是难查。
这种事，其实地方官和上面都已经默许了。
因为小盐户太容易破产了，生产能力也真的太低下了，年年有逃亡的，年年还得到处找人来补。
一方面，是天灾。
另一方面，是盐引制导致盐商对这些小户的压榨。
最后就是朝廷的不作为，理论上，朝廷有义务为这些盐户提供生产物资、提供贷款的。但是，万里四十五年的盐引制改革后，实际上连煮盐的盘铁，都是商人在搞……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开了口子，后续几乎就是崩塌式的溃烂。
这种模式，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盐引制出现的翻版：
原来的运输模式，是朝廷——一个个小盐商。原来的生产模式，是朝廷——一个个小盐户。
而伴随着盐引制出现的，是朝廷——垄断特权大承包商。商人介入的生产模式，是朝廷——盐业运输销售承包商——生产商——生产商下辖的雇工或者依附他们的原盐户小生产者。
可以理解为朝廷的行政能力的严重退化，也可以理解为朝廷的基层控制力在逐渐瓦解。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工商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