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资本需求所发展起来的工商业里，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那就是东北的高粱酒。
准备返乡的搭车人，原本并不喜欢这种高度的蒸馏酒。但他在营口等待开船的这几个月，并没有机会喝到家乡的黄酒。
不是没有，而是比较贵。而这种高度的蒸馏酒，相对而言，非常便宜。
他虽手里有块大金子，但毕竟是苦出身，还想着买地当地主呢，自是舍不得花这个钱。
淘金的时候，他就已经习惯了喝这种高度的蒸馏酒。现在想起故乡的味道，觉得只能回老家之后，找到弟弟，老婆孩子之后，再尝尝家乡的酒了。
这是他个人的微观感受。而在更宏观的层面，这种高度的蒸馏酒，也是大顺在江苏初步工业化的一个标志。
作为资本种植大豆业的副产品——这源于大顺继承的两年前的农业技术，不可能搞那种三圃制、休耕制，而是采取垄作制换茬的方式——以及黄淮地区从明中期为了治水河堤而发展起来的高粱普及和高粱酒酿造，和大豆制品有个显著的区别。
大豆种植的资本投资，单纯地源于苏北的需求。
而高粱酒产业，既源于初步工业革命地区的需求；也是因为生产出来之后的反向作用挤占了其余竞品的市场。
道理也很简单。
江苏省这些年的初步工业化，造就了大量的底层百姓。
这和原先不太一样了。
原先，也就是十几年前、七八年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苏南小手工业者的黄金时代。
努力干几年，或者手里有技术，比如织布织的好，是真的有可能达成阶级跃升的。
然而，以纺织业为例。
当刘钰为首的资本垄断集团控制了长绒棉和棉纱、当脚踏铁轮织布机开始普及之后，想要从织工跃升为机户，已经不太可能了。
初步工业化、扬州资本的南迁，使得底层的身份逐渐固化。
底层，比如织工、纺纱工、码头力工、梳棉工、脱脂工、染工等等，基本没啥阶层上升的可能了。
但同时，又因为大顺的对外扩张、资本富集、粮食控制，使得初步工业化地区的吃饭穿衣问题基本解决，尤其是城市。
但也就是吃饭穿衣基本解决了，往上爬又不太有可能爬的上去。
加上大量的海军退役水手涌入城市，六七成精神病人的水手基本都有酗酒的习惯。大顺开发南洋，大量的甘蔗种植园配套的甘蔗渣酿酒，也使得这种烈酒习惯，很快在初步工业化的城市普及。
底层基本靠廉价的酒精，来麻醉自己，来缓解每天的疲劳。
反过来，作为大豆种植副产品的高粱，又没办法作为大宗商品粮——吃不起饭啃地瓜南瓜野菜度日的人，买不起高粱；买得起高粱的人，不太可能去吃这破玩意儿，吃米吃面粉。
本身因为大顺下南洋的甘蔗种植园带来的甘蔗酒产业已经铺开了烈酒消费的市场习惯，高粱酒又很快挤走了不是很适合大顺这边口味的甘蔗酒。
底层对生活的绝望和自我麻醉，鸦片之类的东西又严厉打击，自然而然地大量烈酒充斥着初步工业化的城市底层人口。
而酒类，在这里也承担着一个“替罪羊”的角色。
初步的工业化展开，城市也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诸如刘钰在江苏搞得佃农民不聊生的改革，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治安恶化、偷窃抢劫、黑帮殴斗等等，标准的工业化早期普遍问题依次出现。
大顺不是正儿八经的宗教国家，也没有经书说不准喝酒。
但，酒终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毕竟商朝亡国，就源于“闻殷述令，唯殷边侯田，越殷正百辟，率肄与酒，故丧师”的喝酒问题嘛。
所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底层城市人口的绝望、剧烈变革下的城市人口激增等等问题，酒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替罪羊。
士大夫们找不到问题的本质，也无法理解社会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更不明白现在这种奇幻状态下的生产力提升却又道德败坏、百姓收入提高却反倒出现了希望又开始绝望的城市问题该怎么解决。
于是一些人就把问题，或者说为了影射刘钰在行殷商之政，大顺有复殷商亡国之危，把诸多问题定在了烈酒泛滥上。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城市烈酒泛滥，恰恰是早期工业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几乎是在全部先发国家的内部，都展开了传统道德回潮引发的禁酒运动。
并且这场工业革命所引发的酗酒运动，广义范围来讲，从此时英国的杜松子酒禁令、到后续的茶党禁酒运动，再到后世中国八十年代的假酒死人问题和印度二十一世纪的假酒死人问题，也算是这场广义的工业化社会转型期酗酒问题的延续。
短期来看，基本是无解的。
工人倒是也希望有稍微高雅一点的生活情调和精神生活，但工资不允许。哪怕是沉迷于呢，也得先认字不是？
体现在大顺上，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毕竟不论是甘蔗酒还是高粱酒，都是资本导向的。
某种程度上讲，在大顺这个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