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尧文藻中学同学廖恩波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10月下旬奉中央指示，化名廖昔昆，辞别患难与共的战友，辞别文藻，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四川党的工作。几经周折，于年底到达红都，——瑞金，此后，他便留在中央机关工作。
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使粉碎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希望无法实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廖恩波奉命留下来担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秘书，坚持地后游击战争。
廖恩波带领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和文工团员们，为广大指战员宣传演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他鼓励大家，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为保卫苏区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35年1月，敌人纠集大批兵力，妄图在一个月内荡平留在江西的红军游击队。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等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2月中旬，中央分局接到党中央从长征路上发来的电令，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将部队化整为零，向外突围，继续坚持地方游击战争。
3月4日，刘伯坚、廖恩波等人率领赣南省委党政军机关人员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突围到达信丰、大庾境内的马岭附近时，遭到五倍于我军的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的阻击。在此危急时刻，廖恩波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奋勇杀敌，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战斗一直持续了一天。
3月6日，部队在信丰、会昌交界的金沙、罗坑、石寮、鸭婆坑一带，被粤军余汉谋部之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重重包围。
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除一部分冲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廖恩波及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德胜、贸易局会昌分局采办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等五人不幸被俘。随即押往驻信丰（原登贤县）的敌军团部，后又被押往大庾县监狱，3月11日移囚粤军驻赣第六绥靖区公署。
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廖恩波就作好至死不屈的思想准备。反动派为了从他口里捞到党和红军游击队在赣南的活动情况，软硬兼施。先诱之以高官、金钱和美女，遭到廖恩波的严词拒绝后，又威逼他写“笔供”。廖恩波用他那戴着沉重手铐的手，毅然挥笔，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之加入共产党，系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和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故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这短短的“笔供”，表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胸怀和高尚的品格！
敌人对廖恩波施用了各种残暴的酷刑，但都遭到失败，只好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之罪，将廖恩波判处死刑。
1935年3月21日，大庾县城从绥靖公署通往城北门金莲山的一段二里多的公路上，敌人五步一兵，十步一岗，戒备森严。上午约十时，一群刽子手将带铐拖镣的廖恩波等五人五花大绑，推上刑车，押往金莲（现大余县水泥厂门口）刑场杀害。面对着死亡，廖恩波他们不停地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激昂的呼声响彻了章水两岸，震荡着大庾县城。廖恩波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他将自己满腔的热血和闪光的青春，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中华民族。
文藻再一次痛失中学挚友！
此时文藻并不知晓廖恩波的情况。
此后，国民党省委青翰南向上级请求派文藻去成都东面、沱江河上游的金堂县筹办四川第一座农田排灌水40千瓦玉虹桥水力发电厂（40千瓦汽轮发电机2台，总装机容量80千瓦）。文藻受命后，忧虑长征途中的红军命运，又苦于此时成都地下党网络的破坏，决定去金堂。
其实，为了保护尧文藻，张伯言其在刘文辉手下工作不利，便向国民党省委青翰南建议，派文藻去金堂筹办水力发电厂。他一去金堂，金堂县立中学校长热情聘请文藻前往兼课。这年年底，文藻完成了发电厂的筹办工作，其金堂中学授课也业已结束，回到成都。
有感于政治斗争中的复杂性，文藻萌生了退出二十四军以及国民政府工作的想法，仍从事教育工作。同时，这段时间，受省中医学院毕业的弟弟尧爵天影响，文藻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教书、作画之余，开始自学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