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当地的很多农户就再也顾不上是不是外乡人了，先把肉眼可见的好处拿到手再说，反正签了字据没亏吃，不签就占不到便宜了。
至于说当地的榨作坊和部分士绅地主乐意不乐意，谁还管那些嘛。公告里白纸黑字写了，谁胆敢从中作梗，衙门就必须办谁。不光说说，已经有几户榨作坊和地主因为强迫本村农户不许签字据被衙门的公人给抓了。
要问当地州府县衙为啥不肯给本乡本土的士绅地主撑腰，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敢。新来的总督就是个疯子，半点不讲官场规矩，更不讲情面。
对属下，谁办事不利就处罚谁，轻则训斥、重则上疏弹劾，仅半年时间就干掉了两位知府和四名知县。说来也怪，他弹劾别人一下一个准儿，但别人弹劾他基本全是石沉大海，半点波澜也起不来。
对于当地氏族势力，这位总督就更狠了。谁敢阻挠就出兵剿灭谁，管你有多少代的传承，一律锁了送交肇庆总督衙门法办，打点多少好处也不饶恕，基本全给送到西北和辽东充军去了。
做为在广东地区长大的人，过了长江都难以习惯当地食物和气候，一下子被扔到大西北和辽东，也别等打仗了，水土不服就能要了命。充军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还不是一刀咔嚓，而是活活折磨死。
这种做派就让很多两广官员看不懂了，用如此手段管理地方效率肯定很高，可副作用也会很大，一旦出了问题绝对墙倒众人推，照死里整。
但很快他们就醒悟了，态度立马有了巨大转变，有些甚至从坚决反对变成了积极参与。起因很简单，有人通过关系从福建打听清楚了雪榨厂的底细，又从京里问明白了李贽的由来。
前者是百分百的皇家产业，管事之人全是宫里来的太监，当地税监见了都要点头哈腰万分客气，这玩意谁惹得起啊。
至于说皇帝做的对不对，已经没法争论了，因为前几年颁布的《推恩令》里明确划出了界限，只要皇家宗族的薪俸待遇减半，就得允许皇庄从事生产种植，赚取利润用来养活那些家境并不富裕的皇室宗亲。
当年消减宗室待遇的时候，大部分官员可是跳着脚拍巴掌称赞皇帝英明，怎么着，赞美之声还没消散就打算出尔反尔！这可是国家法令，谁敢违反个试试！明朝皇帝可没有非谋逆不杀士大夫的习惯，咔嚓起来人头无比顺滑。
后者同样不是省油的灯，李贽在皇帝还是太子时就在四夷馆伴读，关系亦师亦友。待太子登基之后立马成了大学士。既非翰林亦非尚书，以举人之身入阁，足见皇恩浩荡。
这次被逐出内阁遭贬两广，看上去是被皇帝放逐了，实则成了皇帝的刀子，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广东发生的事情保不齐就是皇帝的授意。
此时就不得不说江浙、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的人脑瓜子灵活了，由于耕地少，当地人自古就有经商传统，在如何与强权周旋方面早就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不是拳头没人家大、后台没人家硬、明摆着斗不过人家吗？没事，斗不过并不是世界末日，咱还可以加入嘛。只要有利可图，和谁一伙不是活着，保不齐还活得更好呢！
风险？去南洋返货有风险不？那不一样也得干嘛。与之相比站错队根本不算事，没辙，谁让咱没出生在好地方呢，不冒险就得挨饿！
于是乎本来剑拔弩张的局面，随着春风的到来像冰雪般悄然融化了，没留下明显痕迹。当地士绅也好、官员也罢，全都不再提与民争利、扰乱市场的话题了，改成四处找门路接近新总督及其身边幕僚，试探能不能合作。
结果李贽非但没给面子，还放出话来，他做为朝廷官员主政一方，责任就是坚守律法、平定地方、代皇帝牧民，其余事情一概不管。鼓励农户开垦坡地种植新作物，完全在其工作范畴之内，没什么好通融的。
至于说雪榨厂垄断市场，那是正常的民间商业纷争，农户们愿意把甘蔗卖给谁就卖给谁、榨厂乐意收购多少就收购多少。甘蔗本就不是朝廷禁榷之物，只要不强买强卖按规定交税，官府没有干涉的理由，还要一视同仁！
当地官员和士绅们在总督这里碰了一鼻子灰，按说应该气恼，可他们不，反倒欢天喜地的又去托关系找雪榨厂的人脉了。
在旁人眼中总督此种做派确实过于死板不近人情，但这番一本正经的言辞听在在官场油条和商贾耳中就是另一个味道了。
总督不是不近人情，而是太老奸巨猾。他半点责任也不想担，却又暗中想袒护榨厂，并且给有意合作者指出了门道。
仔细听，明明是福建皇庄衍生出来的雪榨厂，被硬生生说成了民间买卖，难道是总督脑子糊涂了，或者睁着眼说瞎话？
没这么简单，这就是门道。总督很可能是在说：我有官身，不能掺合榨厂的经营，更不能光明正大的偏袒，那样会给皇帝找麻烦。
啥叫一视同仁，潜台词很可能就是说，你们去找雪榨厂的人商量，只要他们同意了，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