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阳七年初，因为太皇太后驾崩暂停的科举恢复，与丁未年的殿试一样，皇帝再次亲自到场主持，策问的题目也再次离经叛道。给出户部统计的十年间广东税赋数目，让考生总结规律并给出结论。
万历二十八年，夏秋粮税总计2600多万石，广东的官民田亩面积只占全国的2%左右，粮税不到60万石。做为唯一允许对外贸易的港口，广州市舶司全年番舶抽分居然只有7万两。
从万历二十八年到景阳三年，广东的税赋每年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赶上天气糟糕数量少一些，风调雨顺则高一些，大差不差。
市舶司的番舶抽分干脆连天气原因也省了，低则5万高不过8万，就算加上很大一部分是实物税收，变现之后也绝超不过20万两白银。
但这种平稳的状况在景阳四年被打破了，粮税依旧如初，还稍有下滑，52万石。但番舶抽分足足翻了五倍，现银加上货值总计达到了100万两。另外商税也增长了三倍多，不过由于之前基数太小，三倍之后仍不足万两。
有没有可能当年朝贡的番邦船只比较集中，或者佛郎机人采购货物的量比较反常呢？不用猜，看看数据就明白了。
从景阳四年到景阳六年，三年里番舶抽分一年比一年高，去年已经突破了150万两。商税同样一直上扬，突破了5万两，连粮税也跟着走高，达到了80万石。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并不富裕的广东突然间成了赋税大户？会试过关的400多名贡士经过一整天冥思苦想，能给出答案的不足两成，而答案靠谱的不到十个。
当然了，贡士们就算交了白卷照样不影响成为进士。按照大明律规定，殿试是没有不及格一说的，无非就是头甲、二甲、三甲排名的区别。
两日后辛亥科状元、榜眼、探新鲜出炉，有意思的是其中两人皆来自广东。而在二甲之中，广东、福建、广西、浙江等地的贡士数量很集中，名次还很靠前。
那为什么这些地方的贡士策问成绩普遍明显好很多呢？答案很简单，近水楼台先得月。
来自广东、福建的考生对广东这几年发生的变化不光知道可能还亲身体验过，广西和浙江的部分考生也通过不同渠道听说过。所以回答起来能抓到点脉络，不会无的放矢。
而来自其它地区的考生面对新鲜事物，既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脑子里根本没有概念，大多数回答的都是驴唇不对马嘴。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四个字，李贽新政！
李贽是景阳三年八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的，十月抵达之后马上开始推广番薯、番麦和甘蔗种植，同时对建造榨厂、酿酒厂也予以鼓励。
只用了一年时间，两广地区的农业没啥起色，可对外出口金额翻了好几番，连带着广东、福建和广西东部地区的手工业也一起繁荣了起来。
去年初，当袁应泰和李如梅联袂赴任广东之后，新政铺开的速度马上加快了不少，不光让手工业更上一层楼，还把番薯和番麦不占好地、少占劳力、产量稳定的特点发挥了出来，带动农业数据也有所提升。
除了少部分官员之外，大部分地方官和百姓根本不知道新政背后站的是皇帝，甚至不知道有新政，他们只关心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谁让他们吃饱饭、挣到钱，谁就是好官。于是李贽就从胡搞乱搞的外乡人，变成了当地人交口称赞的青天老爷，绝口不再提当年的咒骂和抵制。
此时新政在广东，尤其是肇庆、广州一带属于潮流所向，从农户到商人、从地主到士绅，谁要是没挖空了心思去琢磨该怎么多种点李总督所说的经济作物、开办个工厂啥的，谁就会被人戳脊梁骨，骂成二傻子。
就算还有一部分比较保守的地主士绅工匠农户不愿意尝试新生事物，也不再敢像以前那样公开反对，只能躲在家里和亲朋好友偷偷说。
面对桌上策问答卷，洪涛迟迟没有做出批复。它们是读卷官用了一整天时间从几百份答卷里精挑细选出来的，到底谁该获得
洪涛把前十名的答卷都看了一遍，也觉得这三人略胜一筹，不过再想细分出一二三，光靠答卷上的差异已经难以区分，必须得加上点别的因素，比如人脉、阵营、家世等等。
“这个刘理顺是何许人也？”首先被询问的是个河南考生，他对新政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不比另外两名广东考生差，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全面更深入。
要说河南可是百分百的内陆省份，难道说真有人能坐在家中仅靠报纸上的只言片语就能把新政描绘出个大概，洪涛是真不信。
“万岁爷圣明，他乃是海军总督袁可立的同乡，也是门生，为了拜师特意从河南杞县搬到天津卫，足足过了半年才得偿所愿。”王安闻言赶紧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
东厂在被他接手之后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比如此次进京参加会试的几百名举子，每个人都被仔细调查过。但凡是有点价值的全被记了下来，随时等着皇帝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