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其妙的激起别人的逆反敌视心理。人到了新环境，首先要做的是熟悉别人，同时让别人熟悉自己，切忌不能操之过急。”
秦凤鸣点头道：“就像一个乱了的线团，先要观察找到线头，才能把麻烦给捋清楚。一上来就胡乱动手，容易把线团越搞越乱。”
“可以这么理解。”宋维扬说。
陈桃笑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宋维扬道：“那你说说。”
陈桃道：“第一，奖励工作优秀的干部和职工；第二，开除所有参与闹事的工人；第三，开除配电房的管理人员；第四，亲**问保护配电房的工人，并给予献金奖励。剩下的需要慢慢做，厂里原有的不怎么听话的干部，必须全部撤掉，换上我们从总部带过去的人。”
宋维扬说：“要拿捏好一个度。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甚至做人，‘度’很重要。它可以让人佩服，让人敬畏，让人亲近，让人不产生反感，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水到渠成而不显突兀。”
“那‘度’该怎么掌握？”曲池突然问。
“多观察，多思考，多总结，”宋维扬说，“你们慢慢就会懂的，我解释不清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同的情况下，‘度’的表现也不一样，必须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比如说话吧，我现在是董事长，只要我不盛气凌人，不侵占你们的利益，你们会心甘情愿听我的话。如果想提升你们的积极性，那也很简单，许诺就可以。但换成其他关系，你就要衡量自己的情况，衡量对方的情况，捕捉对方的心理需求和底线，该压迫时压迫，该威胁时威胁，该讨好时讨好，始终让对方可以承受且不产生反感。”
宋维扬在言传身教，培养干部，反正坐火车闲着也是闲着。
秦凤鸣笑道：“这是名家和纵横家的思想啊。”
宋维扬乐道：“你还懂诸子百家？”
“我是哲学系毕业的。”秦凤鸣说。
“那我们的专业差得不远。”宋维扬说。
宋维扬报的是社会学系，80年代初，社会学还属于复旦哲学系的子专业，1988年终于独立出来，今年又被划归法学院管辖。
之所以不报商科，是因为宋维扬感觉没什么好学的。以他的水平，在90年代可以直接当教授了，还学个屁啊，纯属浪费时间。于是，他准备去社会学系混个几年，顺便旁听一下哲学系的课程，这对企业家而言很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