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严方二人行事的原则立场，心路历程。引经据典，通今博古，文采斐然。这正是方敦孺的手笔，作为当世大儒，述著等身之人，他的文章功底冠绝大周。
此文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众人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吾二人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吾等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众人实责吾二人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我等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吾等之所敢知。”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我们所争论的一般都是名实之争。有些立场不同所以结论也不同。你们指责我们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们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们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们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你们责备我们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我们愿意承认错误；如果你们告诉我们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们所敢领教的了。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言辞也并不激烈，但却在委婉之中透露着锋芒。将所有对于新法和严正肃和方敦孺二人的指谪一一驳斥，通篇洋溢着一种我自岿然不动，行事无愧于心，无愧于朝廷的气度。对比之前吴春来等人的《十罪疏》，可谓高下立判，气度迥异。
严正肃和方敦孺并没有用向皇上郭冲上书辩解的形式来为自己辩解，他们知道，现在皇上所承受的压力一定极为巨大。那《十罪疏》乃吕中天在后方坐镇，吴春来等数十名官员打冲锋的弹劾，郭冲不得不考虑其份量。倘若此时针锋相对，也一样去写一篇辩驳反驳的奏议上书，皇上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会更加的难以抉择。
与其如此，不如不要给皇上压力，以这种形式来对群臣进行规劝和解释，以剖析内心的方式来让一些官员明白自己两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是否真如《十罪疏》所言的那般不堪。这种委婉的作法或许会得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严正肃和方敦孺心里也明白，这一次是关键之中的关键，如果不能抵挡住这一次的进攻，新法恐怕将无法推行下去。而这时候最关键的不在于这些反对的官员，而在于皇上能否顶得住压力，能否真正明白自己两个人的心意。所以，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写给这些官员看的，但其实是写给郭冲看的。他们希望郭冲不要有猜疑，不要动摇，皇上的支持才是新法推动的保证。
严正肃和方敦孺的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张贴的次日便被人撕扯下来不知所踪，但文章的内容却已经早已被内侍抄录送给郭冲过目。郭冲细读数遍，思索良久，终于在二月二十三日早朝之上，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郭冲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首先当着群臣的面对方敦孺和严正肃进行申斥，对他们之前的一些言行举止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给予小小的惩戒。但在新法问题上，郭冲明确告知群臣，《雇役法》必须执行，严正肃和方敦孺的忠心不容怀疑，新法富国强兵的目的不容置疑。至于那些重大的罪名，郭冲一概不予理会。对于上奏弹劾的吴春来等人，郭冲肯定了他们的忠心，却也告知他们对严正肃和方敦孺是有了误解。双方要化解误解，建立信任，多做对朝廷有利的事情。
郭冲的作法其实是等同于强挺严正肃和方敦孺了，他并没有对弹劾疏所言的十宗罪给予解释这指示，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将这十宗大罪的弹劾带过。这种作法，摆明便是对《十罪疏》的弹劾并不认可。换言之便是对严正肃和方敦孺的强力支持。满朝文武自然都看出来这一点，本来期待着这场暴风骤雨会让严正肃和方敦孺倒台，或者至少要付出一些沉重的代价。然而，事与愿违，皇上居然根本未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