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乡村，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最让我怀念的则是乡村傍晚家家户户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伴着夏天傍晚微微的清风，炊烟伴着天空中最后的一缕亮光的飘散而去。
小学时候，总会出现一个“带头大哥”，或“带头大姐”，他或她不知何故就成为了一群孩子中的“领袖”。但凡带头的，说啥，我们这一群小屁孩总会跟在后面附和执行。比如，分为两派之间的“斗争”，如何分配角色，如何“胜利”或“战死”，都得听带头的。或者，带头的说，遇见一大片绿地，你们都要举手致意，我们也会傻乎乎的像朝圣般，对着空旷的绿地“致敬”。
后来，稍大点，我们三五一群的，多少有了自己的主意。油菜花开成一大片的时候，我们跑去里面扑逮“老马虫”（村里的称呼，一种昆虫，经常出现在花朵开放时节，普遍是亮亮的翅膀），拿着一个空罐头瓶，把逮的“老马虫”放在里面，下学后到吃晚饭前，我们往往能把这个瓶子装满。回家后给了老娘拿去喂鸡。仲夏时节则是捉“知了猴”的最好的日子，一群孩子后来大人们也加入进来，拿着手电筒，去村里树林子去，一棵树一棵树的寻找，等到下雨过后，天黑之前，去树林子，直接在地面上找，看见类似的小洞，用手慢慢拨弄，洞口变大，从里面掏出一个圆滚滚的“知了猴”。我那会儿特别害怕从这小洞里逮“知了猴”，好多次我都会想象，从这小洞里拨弄出一条蛇来，那岂不是吓破胆了。我的玩伴中就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生，拿着癞蛤蟆吓唬人，她从红薯叶上一只又一只徒手取下胖粗的青虫，往男生女生身上丢，自己则哈哈大笑起来。
孩童时代，多好啊。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抬头望着天空发呆。天空湛蓝湛蓝的，白云悠闲低挂在天上打盹，就像我们特别想躺在棉花一样的白云上睡觉一样。我们在打麦子打谷子的场地里追逐打闹，和同学彼此扶着学习骑带大梁的二八自行车，在麦桔垛里面藏猫猫，爬那么高的桑葚树去够桑葚，戏弄树下等着吃葚子的小孩，丢去几个羊粪蛋说是桑葚，小孩哭着回家喊娘；傍晚的时候，做饭的烟升起来了，不一会听见母亲叫回去吃饭的声音，那时我们往往正玩的兴头上，满头大汗的，直到母亲开始骂骂咧咧了，方才打闹着各自告别往回走。
孩提时代，是梦开始的时候。作为村里的孩子，等我出去上了大学，才知道与城里孩子存在的巨大差距。尤其记得我刚进大学的时候，电脑根本不知道怎么开机，坐电梯时还有些心惊胆战。物质上的差距其实还好，但思维与视野方面的差距则会深刻地影响我们一生。
罗晓军的座位在我的前面，他的同桌是离我家不远的刘坤坤。不管是正在上课的时候，还是下课，刘坤坤的手不会闲着。他拍一下罗晓军，或扭一下他的大腿，或用指甲掐一下他的胳膊。下课的时候，更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他，动作更大，拍扭掐的频次越发提高了。所以，罗晓军的胳膊上总是红的出血的指甲印。这个男孩子，性格内向，腼腆，平日里和一个班的同学也玩不到哪里去，他一般都是站在一旁，看着别的同学跳绳、丢沙包、弹玻璃球、追打……有时候我看着罗晓军被欺负，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会冲着刘坤坤说将几句，但是基本上也顶不了几天的事，还是如故。
刘坤坤的妈妈，是出了名的粗俗泼辣。只记得有一次，刘坤坤和一名女生吵架，惹得他妈妈来学校，当时那个女生的娘也来了学校，说话没有几句，两人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扭打起来，彼此拽着头发，对骂起来。后来，刘坤坤的妈妈坐在地上一遍唱着哭着骂起来。我们这些小学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感慨那个年代的妇女怎么都喜欢坐在地上带着唱的语调痛哭流涕加骂人。
刘坤坤家里是有钱的，他个人也打扮的潮流，梳着小辫，精明都写在脸上，在村里算是“异类”了。我后来出去上学，他在村里开了一家蛋糕店，生意不错。他妈妈在村里占了一块空地，大概有三十平方，盖了车棚，里面放车和一些杂物。村里好像也没有办法，就默认是他家的了。
罗晓军则不知去向。有回，我放学回家，听我大姐说，罗晓军在家上吊了。我当时就想到了刘坤坤，他就是杀人凶手。罗晓军当然有自己性格的问题，和来自他家庭的教育问题。在以后得日子，我多次回想，小学时的他应该终日生活在惶恐之中，我们孩童时代的幸福于他而言是奢侈的。校园霸凌这个词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现在时不时充斥网络的校园霸凌，让我才知晓了校园霸凌的残忍，以及给当事者所造成的一生都抹不去的人生坎坷和心理创伤。
我上的初中，也在我们村。所以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走路上学，十分钟就到学校。那会学校的知名度如日中天，县城各个乡镇村庄的学生好多来我们村初中上学的。为了能住下日益增多的学生，学校开始大兴土木。我上初一开学前的“学费”就有一项——每个学生往学校交三车土。我姐夫一车一车的往学校拉，一共六车，算是交上了我和我哥哥的一项“学费”。
当我高中要毕业的时候，